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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端生再生缘第壹柒卷首节「更忻夫壻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
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
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
说者或谓陆燿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壹柒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
（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
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见碑传集柒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
）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
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
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
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隄务。
（见耆献类征壹捌叁清国史馆陆燿传。
）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
（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
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
又范氏本秀水籍。
紫竹山房诗集捌「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
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
）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
若陆氏自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
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
此碣文乃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
（耆献类征壹捌叁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
五十年六月卒。
」）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
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
然则碑文之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
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有墓志铭之后。
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燿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见有墓志铭。
岂范松岩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
（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
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
（见紫竹山房文集壹伍仲弟眉山行略。
）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
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
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
燿又于「［乾隆］三十五年八月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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