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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声称宗教和教会已经世俗化，需要一场“从头脑到肢体的改革”
。
应与这些纯宗教类型区别开来者：
1.只具有职务魅力意义的领袖。
他们是领袖，而并非必然的楷模，他们称为“教士”
。
他们并非宗教之“发明者”
和组织者（18世纪），而是信仰财富（Glaer）的管家。
他们（作为类型）的产生前提首先是教会有一个律法，其次是教会有一个给予他们以尊号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创建者。
2.混合性的类型，这有多种：
1）牧师和牧者。
他们面向大众的宗教生活与教会生活，怀着深刻的共同得救的同情参与经历这种生活，试图从宗教和教会方面引导和驾驭它；
2）教会的精英（尤其大教会政治家），他们领导教会社群越过世界上的艰难险阻，他们是homorelisiosus（宗教气质的人）和政治家的混合；从广义上属于他们者还有为教会制定法律者和法学家；
3）布道者——上帝之言充满精神力量的宣讲者——和传教士；
4）巨大的染有宗教色彩的职业楷模群：神圣的国主、侯爵、智者、医生等；
5）将信仰财富科学系统化的神学家；
6）只具有宗教灵感的天才、诗人（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家、哲学家；边缘人物：苏格拉底、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康德、施莱尔马赫。
根据宗教心理学的分类
1.恩宠精英和道德论者。
这里讨论的并非理论（恩宠与自由），而是宗教型的人。
总的看来，亚洲的宗教领袖和楷模是道德论者类型，如孔子和佛陀。
神性在这里被设想为人设法通过自我拯救而分享的静止的、祥和的在，它并非征服人的积极力量，所以，它在本质上是非位格性的（中国人的天、梵、涅槃）。
与此相反，西方的宗教领袖主要是“恩宠精英”
，他们觉得自己是为上帝所选择、所启迪、所恩宠的。
古老的、教会的基督教由于恩宠与自由协和运作而达到平衡。
相反，路德、加尔文、克伦威尔则是“恩宠精英”
。
在亚洲：对神灵取主动态度，对世界取被动态度，主要是寂静主义。
在西方：神灵极度主动，而人对他则处于被动；对世界极度的主动态度（恩宠精英之历史性力量）。
犹太教主要也是“道德主义的”
，古希腊的智者理想则完全是“道德主义的”
，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在基督教的西方，“教派创立者”
主要是道德论者（“道德的贵族制”
）。
教派否认教会的机构概念，谋求一种宗教的贵族制，它自身之内是有组织的，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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