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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记录中钢氏的位置其实是中国语言与文学，1929年才改为中亚语文学。
这一中国语言文学教职的设立与该教职的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不无关系，但聘用的人则为哈佛校方开课，所以教课内容可以灵活一些。
虽然和聘书无关，但寅恪所谓钢氏教梵文一说亦有所本，去哈佛教梵文一事应是钢氏亲口告诉他。
因为钢和泰在给哈佛校方蔡斯教授的信中提出教“佛教神话”
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
两门课，并提出替代方案为“初级梵文”
或“梵文或藏文《菩萨本生鬘论》摘译”
等课程。
大概钢氏和寅恪在讨论梵文时，钢氏顺口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告诉寅恪，故而寅恪在信中提到教梵文一事。
其后校方复信，准许钢氏教“佛教神话”
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
两门课。
到1929年，大概钢氏熟练运用梵文、藏文和汉文研究《大宝积经》的能力给哈佛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校方给他转成中亚语文学教授。
考虑到当时的学术制度，当时哈佛并无固定的中亚语文学教职，聘用钢氏完全是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因人设岗，而哈佛燕京学社着重支持远东研究，则中文是其重点支持领域。
哈佛记录使用中亚语文学，而非梵文学（Sanskritstudies）或者印度学（Indology），以其已有梵文讲座制度之设立在先。
有趣的是，尽管叶理绥在1917年已经取得彼得格勒帝国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但当他1932年到哈佛任教时也是受聘为讲师，教授中文和日文。
1934年重返哈佛才得以获得教授位置。
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担任导师。
除了上述叶理绥和哈佛大学记录提供的聘用证据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寅恪的信写于1928年。
其一，寅恪信中提到燕京和哈佛得到霍尔基金的事发生在1928年[11]。
霍尔基金会与哈佛燕京的谈判开始于1925年，但这样一笔大捐助一定不会立刻成交，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到1927年终告结束。
哈佛燕京学社则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
寅恪信中所谓“前数月”
哈佛和燕京得到霍尔基金，应该指1928年年初的事。
其二，这封信中寅恪还提到他“年来居京”
获钢氏教益不少，这个年来显然指1926年他到清华任教以来大约一年多时间，即他从柏林归国后与钢氏交往的时间，他们都曾负笈德国大学学习梵文，自然容易找到很多共同语言[12]。
如果是1935年，则不应该说年来。
钢氏在1928年9月赴美，符合寅恪信中所说不日即启程赴美。
其二，钢氏逝于1937年，1935年的时候没有去哈佛，因为叶理绥在纪念文中提到钢氏最后五年身体很差。
钢氏1936年夏曾短暂访问日本，因健康恶化迅速返回北京。
《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亦云1935年钢氏住北京，任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
彼时人并不在美国。
综上种种理由，可以肯定这封信完成于1928年5月4日。
寅恪说钢氏学问不博，然而甚精，主要是认为钢氏仅注重印度学和佛教学，而不像他那样不仅通晓四部典籍，亦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举凡梵、藏、汉、蒙、突厥、回鹘、西夏，诸语言文献无不涉及。
钢氏早年即对印度感兴趣，曾亲至印度巡礼，与印度吠陀学者联系很多。
他在德国哈勒大学学的是古典印度学，博士论文在皮舍尔指导下做古典印度学中的显学吠陀研究[13]。
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寻找藏文和蒙文文献，和很多喇嘛接触频繁，当然他也在北京研究汉文文献。
1922年他在北大讲授《古印度宗教史》，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光吠陀宗教就讲了三个月[14]。
当然这是他读博士时的本行，可以想见内容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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