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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介绍德国学术入日本的留洋学者还包括元良勇次郎（1858—1912）、中岛力造（1858—1918）。
元良1883年始先后留学波士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88年回国教授精神物理学、心理学和哲学，此人未曾留学德国。
王国维将他的《心理学》和《伦理学》两书译成汉语，1902年列入哲学丛书初集由当时位于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出版，二书分别使用了精神（英文mind）、精神现象（英文mentalphenomena）、社会精神（sod）等语[14]。
中岛1880年开始留学美国，后在耶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游学英国、德国，1890年回到日本负责帝大伦理学讲座。
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在明治年间特别是1899—1905年期间也广泛阅读了许多德国近代名家的著作，如尼采、歌德、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也包括文德尔班[15]。
他本人发展了德国的观念论哲学。
另一位日本学者、著名法学家、前东京帝大校长南原繁（1889—1974），20年代曾在德国游学，从文德尔班的弟子斯坦姆勒（RudolfStammler，1856—1938）问学，接触文德尔班以及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16]。
日本在早期明治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一些学者鼓吹学德国，德国学术在日本学界有不少介绍，甚至两位德国学者布瑟（LudwigBusse，1862—1907）和科贝尔（RaphaelvonKoeber，1845—1923）也被延聘到日本教授哲学。
前者1887—1892年担任东京帝大哲学讲座，后者接替前者于1893—1923年担任东京帝大哲学讲座，他们介绍了费希特、康徳、黑格尔的哲学[17]。
当时德国的哲学教科书《哲学概论》、《哲学史概说》等都进入日本大学哲学系教程，存在论、认识论均为日本学者熟知[18]。
德国史家兰克的学生里斯（LudwigRiess）被聘为东京帝大历史讲座，他把兰克史学介绍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史学向西方现代学术发展[19]。
而王国维也是较早或者最早提到兰克的中国学者，他1900年为徐有成等翻译日本学者著《欧罗巴通史》所作的序中提到德国人兰克（Ranke），指出这本书原名《西洋史纲》，系日本学者箕作元八、峰岸米造仿兰克著作的作品[20]。
同时代日本学者的德国史研究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汉语。
和王国维、叶宜春、陈守谦等被称为海宁四才子的褚嘉猷（1873—1919）在清末翻译了日本河上清著《德意志史》四卷，由上海通雅书局出版洋装本一册[21]。
1904年王国维正是在学习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撰文提到了赫尔德的大名，但当时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位德国近代思想家其实在美学上也极有贡献，否则以王国维对于美学的兴趣[22]，一定也会对赫尔德首发其端的移情理论有所评论。
王国维在他的《论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介绍了培根的感觉主义、笛卡儿的合理主义、卢梭的自然主义、康德的浪漫主义，并区分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路数。
他在介绍德国近代哲学时说：“然新思想则异是，彼以事物自身之有价值者，为最同者，而不置利益于目中。
因以为吾人之价值，非以其知其能故，亦非以其为人类之行为，而实际有所作为故，惟以其存在故耳，申言之，即以人之自身，本有目的，故贵重之也。
而使人于其自身，所以得有价值者，一以为在于道德，一以为在于人类的天性的发展。”
[23]显然第二个有价值者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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