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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佛中、日留学生求学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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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当然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前文已提示了哈佛中日留学生的居住习惯有所不同，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校园附近，而很多日本留学生刚到哈佛时选择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后来才住到校园附近，似乎比较谨慎，也比较抱团，可能也是生活习惯问题。
不过，除此之外，两国留学生群体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其一，同样主要来自两个大城市，日本学生仍然主要来自东京，来自大阪者要少很多。
而中国留学生注册时表明来自上海的人最多，这当然包括祖籍来自其他地方而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留学的学生。
这说明当时上海乃是教育水平较高、西学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因为学术背景接近美国，英文基础好，也比较容易被哈佛大学录取，学生进入哈佛之后，也比较容易适应。
例如俞大维，他入学之后，在哈佛表现极为优异，不仅每年都拿奖学金，还能指出神学院教授穆尔（GeeFootMoore，1851—1931）书中的失误[35]。
中国留学生注册标明来自北京，乃是因为很多人通过清华学校的留美考试来哈佛，清华学校当时是利用美国返还的庚子赔款而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当然会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其选拔考试[36]。
其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有五人在哈佛学习牙医，这是与中国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学习牙医。
日本非常重视牙医，早在1890年即酝酿成立相关组织，当时牙医数量不多。
至1903年即成立了牙医的专业组织，即齿科医师会。
1926年改名为日本联合齿科医师会。
1931年日本设立学校齿科医制度，1940年设立齿科军医制度。
1907年中原市五郎（1867—1941）创办私立共立齿科医学校，这是日本第一所专业牙医学校，后来改制为日本齿科大学。
当时哈佛牙医学院的日本留学生有五位[37]。
上半年入学的有伊藤春之（ItoFrankHaruyuki），加州大学1915年牙医学位（D.D.S，牙医在当时日本叫齿科），来自东京，住在亨廷顿大道706号（706HuntingtonAve.Rox.），就在哈佛医学院边上。
他后来又回到加州大学，1927年毕业。
下半年入学的有来自千叶县的塚本平一郎（TsukamotoHeiichiro）和来自栃木的冈崎直四郎（OkazakiNaoshiro，他们两人都住在波士顿波伊斯顿街272号（272BoylstonSt.）。
老生有来自御津郡的四年级老生高塚（JosukeTakatsuka，4Dn，伊藤春之室友）、四年级增原（TaijiMashihara），他毕业后在波士顿行医[38]。
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倒是有多人在医学院学医，基本上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们在国内上过相当于哈佛大学预科的哈佛中国医学院。
当时哈佛医学院的五位中国留学生，即林文秉（1893—1969）、乐文照（1896—1979）、金铸、胡正祥（1896—1968）、吴旭丹（1892—1988）[39]。
林文秉和乐文照1916年刚入学哈佛时是室友，都住在剑桥街1709号（17eSt.）。
他们都是从上海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被送到哈佛来留学的。
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MedicalSa）一共送了六位毕业生到哈佛医学院，一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每人都取得很高的医学成就。
他们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eseMedicalBoard）资助到哈佛留学[40]。
林文秉之前曾求学于东吴大学、红十字会医学院、中国哈佛医学院。
除了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奖学金之外，1918年他也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哈佛校方颁发的约翰·哈佛奖学金[41]。
乐文照原本在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后转入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学习医学。
毕业后1922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1923年又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任教。
金铸是武昌人，曾求学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
再转入哈佛医学院。
胡正祥来自江苏无锡，从南洋公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42]，1922年毕业后到麻省总医院从事病理学研究，1925年回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
吴旭丹毕业后先后在波士顿肺病医院和麻省总医院工作，1923年回北京协和医学院。
但中国留学生对牙医并不重视。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牙医始自加拿大传教士林则（AshelyWoodwardLindsay，1884—1968），他1892年到重庆在仁济医院开设牙科，后来在1917年帮助华西协和大学开设牙医科，1921年培养出第一位中国牙医黄天启，是为中国牙医事业之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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