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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联想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如“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
，等等，不难发现，恩格斯的解释路径如下：
马克思首先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了拯救辩证法，他又通过接纳费尔巴哈这一“中间环节”
的“基本内核”
（唯物主义），批判地改造和提升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法”
；最后，他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在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几乎都沿用了这一解释路径。
然而，马克思却为自己思想的发展指示出不同的解释路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他叙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过程：先学习哲学、历史和法律；1842—1843年担任《莱茵报》编辑工作时，第一次遭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报》被官方查封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里。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下面马克思就开始论述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引者注）。”
[22]这段极为重要的叙述表明：
第一，马克思在对自己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的回忆中，根本没有提到费尔巴哈。
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是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
其实，马克思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23]——最清楚不过的表明，费尔巴哈是不可能充当这样的路径的。
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绝不可能充当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去的桥梁。
第二，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起就通过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学习关注社会历史问题。
所以，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着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后，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或从唯物辩证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恰恰相反，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出发去理解自然问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24]
第三，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路径是，通过对现实斗争所涉及的物质利益的思索和对法的关系的根源的追溯，他开始关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的市民社会问题，并由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显然，在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路径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作用并不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而是可以略去不计的。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用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去改造和提升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论是恩格斯所说的“唯物辩证法”
，还是后来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改称的“辩证唯物主义”
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从一方面看，抽象的、与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相分离的唯物主义，绝不会因为辩证法思想的融入而消解自己的抽象性；从另一方面看，辩证法也绝不会因为把抽象的自然或物质作为自己的基础或载体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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