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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区分还没有被亚里士多德以严格的用语表达出来，而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也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亚氏之后，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思辨理性”
（diespekulativeVernunft），它关涉到自然必然性（我们通常称为自然规律）的概念，是在现象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知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
（diepraktisft），它关涉到自由概念，是在本体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则是善良意志。
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认识活动和技术发明活动去把握和利用自然的必然性；而实践理性涉及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通过建立伦理规范来追求并实现自己的自由。
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是，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康德也只把后一种活动看作是实践活动；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以更明确的见解揭示了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差异，并对与后一种活动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人们完全不应该提出使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这样过分的要求，从而颠倒了两者之间的次序，因为所有的旨趣归根到底都是实践的（allesIpraktischist），甚至思辨理性的旨趣也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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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德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没有按照他关于“思辨理性”
和“实践理性”
的严格区分来考察人的活动。
人们不但像康德一样把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与自由相关的伦理、政治方面的活动称为“实践”
；而且也把康德所不赞成的、以认识论和技术主义为基础的、利用自然规律以改变和控制外部自然界的活动也称为“实践”
。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实践概念。
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这样写道：
但是，迄今为止，在不同原理和哲学的分类上应用这些术语时，流行着一种引人注目的误用：人们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dasPraktisaturbegriffen）和遵循着自由概念的实践（demPraktisachdemFreiheitsbegriffe）认作是同一个东西……[5]
在康德看来，绝不能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
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混淆起来，因为这两种实践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属于现象界，是人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后者属于本体界，是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实践活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进一步指出：
……假如规定因果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技术地实践的（teisch-praktisch）；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实践的（moralisch-prakt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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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应当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但流俗的见解把现象界范围内的活动也称为实践，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区分出两种不同意义的实践活动：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
，亦即认识论和技术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另一种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亦即本体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要言之，我们不妨把前一种实践概念称为“认识论或技术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把后一种实践概念称为“本体论或伦理学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
这样，借助于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实践概念，而对这两种不同的实践概念的把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
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比较起来，马克思具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
他不但深入地研究了哲学、法学、数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学，而且也深入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并试图把所有这些知识的领域综合起来。
他不赞成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实践概念的褊狭的观点，即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伦理、政治等领域中的活动，而主张把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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