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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构境论意义上的文本差异体字的使用，包括我们的编辑们。
我会时常得到杂志社的告知，如“我们杂志不能保留差异体字”
。
可是如果去除了差异体字，我的整个构境式的文本就都被打散了，人们甚至会读不通上下文，这就再次构成了一个文本被同质化的悲剧。
其实，在我们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时候，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这种异质性的思考过程。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没有被高度重视。
如果想真正科学地进入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经典文本群，最重要的思考前提就是消除同质性思维。
我曾经指认过，一些学者受到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进入研究领域之前就事先假设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有文本语段都是真理，列宁的所有语段也都是真理，于是，在经典文本的研究中会从全集第一卷的第一段话同质性地引述到全集终卷的最后一段。
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我认为，今天在做马克思、列宁的研究，在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第一个要贯彻的原则就是，拒斥同质性思维。
我可以举一个西方哲学文本研究的例子。
近期，我一直在看海德格尔在世时精选的他认为最重要的学术文集，即《路标》[4]。
《路标》实际上是在1949年出了第一版，但在1954年的第二版之后，收入了海德格尔本人在看校样的过程中加注的大量边注。
然而，这些边注都是无时间的，它们是没有任何确定时间的边注。
我发现，海德格尔在边注中的哲学话语与1949年选编的文集里的文本思想内容有根本性的不同。
不要说我一个外行存在一个能否进入的问题，就是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进入的时候同样会是无解的。
海德格尔在边注当中使用了一系列全新的话语，所有的概念都和原来的不一样了，讨论的语境也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的这一文本正文与边注作为一个同质性的东西来理解，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卢卡奇。
当年，在写《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5]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国内不少学者都将卢卡奇假设为一个同质性的思想家。
所以，一些做美学的研究者在写关于卢卡奇的美学著作的时候，会从《心灵与形式》一直引到他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在他们那里，同样存在着一种同质性的逻辑，卢卡奇在不同时期写下的文本的异质性被完全抹煞了。
所以在《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中，我非常明确地讲了一个问题，即卢卡奇思想发展的“之”
字形路线。
实际上，在1923年以前，青年卢卡奇已经通过《小说理论》《心灵与形式》等论著成为德国当时非常著名的青年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
但是，那时候他的思想根基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齐美尔。
他还受过其他一些诗性思想家的影响，如狄尔泰等生命哲学的重要启迪。
我们可以准确地说，青年卢卡奇的这一部分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思想，其中并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成分，这是他的思想起点的第一个部分。
20世纪20年代中期，青年卢卡奇已经开始较多地介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他成为一个非常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那时候，欧洲革命实际上已经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宣传的是俄国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精神，我们看到，在早先的基本实践上，青年卢卡奇是非常冒进的。
这里有一桩公案，列宁曾撰文批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在其中骂的一个主要人物就是卢卡奇。
当时，列宁称卢卡奇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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