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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福利政策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主要是用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以及婚姻法等，来解决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对怀孕妇女和母亲以及离婚妇女加以保护，减轻她们的社会负担。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妇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在涉及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规。”
[10]
4.福柯话语分析方法的重要影响
话语是福柯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其意义不只是反映或再现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而且也建构并组织这些社会关系，所以形成知识领域以及建构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
福柯在1978年出版的《性史》一书中指出，权力的载体是话语：“核心的问题是总体的‘论证事实’，亦即性得以‘用话语表达’的方式。
因此，我主要也着眼于坐定权力的各种形式，勘定它的渠道，还有它所渗透的话语，以求把握行为的最模糊而独特的形态，把握住使它能得以接近几乎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欲望形式的门径，弄清它如何渗透并控制着日常的快感——所有这些随之而来的作用，既可是谴责、阻碍、致废，也可激发和强化。
简单说，就是‘权力的多形技巧’。”
[11]现代的权力不应该视为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运作的力量。
对福柯来说，“话语分析”
指的是一种研究社会现象建构的方法，包括思想、行为和知识的范畴。
话语分析关注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其运作方式。
话语分析的重点在于话语存在的历史条件、话语实践产生的客体及话语体系的知识权力关系。
福柯指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
知识不是来自知识本身，而是来自各种权力关系、斗争过程。
总之，福柯的话语分析工具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帮助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政治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拓宽了政治的视野，影响了女性主义批判的方法。
5.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异军突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此前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如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Barrett）等人，纷纷进行了“文化转向”
，转向了唯物主义分析的反面，转而关注语言和话语，强调象征、意义、再现和文本，反对阶级、经济和结构等。
这种倾向标志着女性主义分析的对象从“物”
到“词”
的转变，作为分析重点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边缘化了。
1991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Hooks）的著作《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揭晓了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
[12]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反思了以下几个问题：在多元的女性主义架构下，什么才是需要解放的女性经验？哪里才是压迫的场域？正如巴雷特所指出的：“文化政治对当下的女性主义而言至关重要，因其关乎对意义的争夺。”
[13]政治学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场域被移至以前认为是非政治的领域，尤其是性性别领域。
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放方案企图解释当代的女性经验，并努力追求女性的权力经验，这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解放方案。
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放议程将放在以下这些改革的议题上：性别平等、性别正义、女性福利、女性需要、女性贫穷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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