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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
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
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
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
[33]
阐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哈维在希望的空间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延续马克思的双重辩证法线索，而是专注于对基于政治学选择的“非此即彼”
线索的强调。
他事实上就是把辩证法理解为这种“非此即彼”
。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理想来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呢？有无可能阐明一个更加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形式，甚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辩证法？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传统内属于某种不可能之事）……这个辩证法是‘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
[34]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所讲的“既又”
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对马克思来说，就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的生产关系既对当时的生产力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又对它起着阻碍作用。
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当这种矛盾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大时，生产关系所起的促进作用就会占主导地位，反之，阻碍作用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的这种“既又”
辩证法是对社会历史过程之深层本质的揭示。
但到了哈维那里，却变成了不重视偶然性历史演变的意义，不重视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作用的理论证据。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在是否支持巴黎公社的问题上一开始持犹豫不决的态度，认为当时的革命时机还不成熟，其原因就在于那时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受制于“既又”
的辩证法。
而当他后来突然转向支持巴黎公社的时候，他所运用的则是“非此即彼”
的辩证法思想。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哈维完全站到了政治学的立场上来谈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他完全忽视了政治变革或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选择的历史观基础问题。
也就是说，对哈维来说，变革本身是最重要的，至于这种变革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则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才会把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这个个案问题上的态度，提升到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高度来加以过度分析，并进而压低甚至排挤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之科学分析的理论意义。
这种方法论缺陷也直接影响了哈维对希望空间的阐释。
当他在谈论基于对社会行动不同区域中的行为与思想之联系的理解，而致力于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形式即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时，他可曾意识到社会历史不同区域中的现实社会关系对我们的行为及思想的制约性？哈维一味地钻在政治行动的解读视域中，从不抬头看一看这种政治行动的现实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把希望的空间解读为一种存在于自我定义的社会集团与它所要创造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社会集团本身并非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只是一种自我定义的社会集团。
根据哈维的解释，这种“自我定义”
显然是建立在“我们理解社会行动不同区域中的行为和思想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结合，又如何彼此消融从而创造进化的社会行动总体性”
之基础上的。
哈维最后又回到了我们的理解或认识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我们凭借我们的理解或认识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时空乌托邦理想。
此时，历史过程的内在制约性及客观规律性已经远远地处在哈维的解读视域之外了。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他的这种解读思路仍然属于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普遍流行的“出离”
的思路（哈特、奈格里等人都用过这种思路[35]）。
尽管他们极力地想把这种出离与逃离区别开来，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没有谈论这种出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现实可能性。
应该说，在思考社会发展问题时，仅有乌托邦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走向这种理想的现实发展路径做出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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