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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奈格里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他正是从这一过程出发，提出了劳动与生产的分离逻辑，建构了一条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自治主义道路。
首先，他指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
表明劳动与资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自我稳定逻辑与价值稳定逻辑。
所谓自我稳定逻辑根源于使用价值，是工人集体需要的自主体现；而价值稳定逻辑则根源于价值，是资本从生产过程中剥夺剩余价值的稳定机制。
“劳动地位的不断下降”
表明，资本的稳定逻辑越来越脱离劳动，成为外在于劳动的一种独立机制；劳动也越来越摆脱资本的限制，成为一种独立于资本之外的自治逻辑。
因此，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最终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彻底分离。
其次，随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一种新型的自治主体也被生产出来了。
劳动不再内含于资本关系之中，而是挣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它相对立的自治主体，于是，“一个质的飞跃诞生了：工人阶级行动的联合开始变成自我充分的……因此，我们看到了与资本的总体力量及其扩展形式的对立的爆发：一个新的主体出现了”
[9]。
在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中，工人获得了彻底的发展，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于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再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不再是前期那种潜在的斗争关系，而是演化为两个真正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
结果，一种完全不同于辩证法的对立逻辑被生产了出来。
后者不再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是强调彻底的分离与对抗。
它也不再强调一个矛盾的解决带来的是另一个矛盾的产生，而是主张对立面的彻底消失。
这种“对立主义不再是辩证法的一种形式，而是其自身的否定”
[10]。
它“终结了所有二元论，绝不在其范围里接受敌人的经济现实。
它拒绝辩证法，哪怕是在简单范围内。
它拒绝所有两面性的客套话。
对立过程在此倾向于发展为霸权：它要摧毁、镇压其敌人”
[11]。
可以说，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主张抛弃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
的做法，并不少见。
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科莱蒂等都持这种观点。
在这点上，奈格里无疑继承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
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如果说德拉-沃尔佩、科莱蒂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解读，来达到超越黑格尔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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