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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某个原理的正确性，教科书不得不经常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话语都平行地、非历史性地加以引证，而往往创始人的思想前后是发生很大变化的。
这一“非法引证”
显示出教科书范式原理性阐述所特有的尴尬。
教科书本身的这一特性，在强调稳定性的同时就导致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
突破这一教条，就是要从历史、从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变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场过程，恢复马克思摒弃一切在场形而上学的发展本性。
与其他范式相比，教科书改革的“创新指数”
（CI）是偏低的。
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所影响的论著（包括出版的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论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指数仅在出场学之前，为0.162。
但是，教科书改革的普及面广，理论影响巨大，造星（著名学者）效果突出，因而使之成为第一个创新研究图景的轴心。
围绕这一轴心而扩展、从属于这一轴心的是作为思想史研究前史形态的经典原著解读和原理研究两种次生范式。
经典原著解读原初语境是思想史的话语表达。
因为任何一种经典文本文献，都是经典作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而发表的重要文献，其内容和思想都是历史地出场和在场的。
然而，在长期的教科书和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支配下，原初属于思想史形态的经典著作解读、教科书应当从属的思想本体存在，却演化为一种原理式文本注解的手段，从属于教科书。
经典原著解读的主要使命不在于历史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而在于作为教科书某些原理式论证的经典证据。
人们解读经典原著的兴趣不在于探究思想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寻找教科书原理话语中对应的那些根据性语录片段。
最终，人们对于语录式摘抄的兴趣更甚于关注思想历史的兴趣。
这一次生的范式的逻辑论据功能更强化着教科书的教条主义。
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也强调统一，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体系的多样的甚至是多元理解很难在同一本教材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个编纂单位的学者对于教科书改革的内容理解达到不可调和之时，原先大一统的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就被对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理解的后教科书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论著范式所超越。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也是从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中突变出来的。
作为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的从属，原理研究原初本身只是从教科书某一原理命题的理解出发，多数人用论文、少部分人用专著来表达自己的新见解。
人们最初也将这些原理研究作为教科书改革的有益深化和补充。
概括地说，原理研究原初发挥着理论研究的两大功能。
一是对教科书已有论述的内容拓展、重新理解或深化，这就为教科书改革指导的全国教学起到辅助的参考资料的作用。
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会经常采用这些论点来补充和细化教科书相对原则、简单的表述，使教学内容更加接近前沿、丰富和生动。
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中的学理性问题，《哲学研究》《江汉论坛》《江海学刊》《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等全国的许多著名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大多停留在“对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性探讨”
“‘符合论’真理观与实践标准”
“关于真理检验的反复性与历史性的一点探讨”
“实践标准与逻辑标准关系探讨”
等。
二是对教科书相关原理表述的质疑和商榷。
如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围绕于光远、薛暮桥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经济研究》等一批学术刊物就发表了不少于50篇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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