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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主要是翻译苏联翻译或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文本，翻译出版关于国外伟人的传记，翻译出版思想史的成果，酝酿研究的主题，积聚和培养青年人才，做大规模研究的长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则是改革开放前后，为初期发展阶段，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为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一批学者编写了教学大纲。
1978年，中山大学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等人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庄福龄等人为副主编，承接了教育部第一个马哲史教材编写计划。
在1979年成立全国马哲史学会基础上，20余所高校集体编撰的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20]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准备阶段转向初期发展阶段的标志。
初期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
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学术领域的基本形成，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初步奠基。
伴随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
和苏联学术对话的语境，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力关注的一大热点，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专业教材、专著等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1983）、黄枬森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83—1989）和九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2005），孙伯鍨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第二卷，1982、1986）、《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现状》（1—3卷，1988、1989、1992），余源培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1987），刘佩弦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纲》（1984）、宋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论文集，1988）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方法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界定，标志着这一学术领域、学科在中国大地正式扎根并形成。
第二个特点是通史与专题研究结合，出版了一批回应西方“马克思学”
、深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陈先达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陈先达独著《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1985）、《卢卡奇与马克思》（1999），等等，都是杰出代表。
特别是陈先达、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针对国内外两个错误思潮，发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一是国外“马克思学”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误读早期马克思思想，制造“两个马克思”
“马恩对立”
论，抬高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而贬低后期马克思成熟思想的错误论点；二是国内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
该书充分利用了MEGA1和《马克思传》的相关资料，提出了早期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两度转折和三个阶段”
的著名论断，揭示了马克思早年经历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转折，又进一步向创立唯物史观迈进的思想历程，为国内学界澄清有关误解、拨乱反正起到了关键的理论引领性作用。
黄枬森教授主编、会聚全国许多马哲史名家共同编纂的九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体系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体量最为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
为我们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思想发展的全景，许多深刻的创新见解贯穿其中，广泛吸纳了国内多家治学新观点，因而具有学术上的里程碑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生发展和本真意义的独特路径。
世纪之交进入第三阶段，为方法论自觉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人才济济（不仅有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黄枬森、陈先达、庄福龄、徐琳、孙伯鍨、刘嵘、高奇云、叶汝贤、余源培、金隆德、任吉悌等，而且涌现出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如张一兵、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丰子义、程恩富、姚开建、王东、何萍、鲁克俭、王金福等，更为年青一代如唐正东、聂锦芳、韩立新、胡大平、张亮等人也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成果卓著，如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2006）、姚开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0）、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09），以及马工程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2）、《科学社会主义史》等，都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著作。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学界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语境大为改观。
MEGA2的传入，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陆续出版，为在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对外交流更加深入，与境外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不仅有更深入的学术成果交流，更有研究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着眼于与当代西方“马克思学”
对话，深化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主题的专题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然而两者的重大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解读目的在于“证明”
原理教科书出场有据可循，它们不但不注重思想出场的历史性和变迁性，相反，注重的是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因而不过是原理教科书的从属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逐渐具有了真正的历史视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角度来阐述话语内涵，因而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创新指数值高于教科书而低于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为0.219，甚至仅高于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而为次低。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思想史叙事被强调要忠实于原始语境，因此，任何解释和发挥都有可能背离这一初衷。
显然，支配这一初衷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传统解释学（客观解释学）的文本中心论思想。
泯灭自我而尽可能融入思想史的原初语境和文本意义，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旨趣。
尽管如此，在这一范式的创新功能驱动下，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派。
这一创新的范式与学派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阐释思想出场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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