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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课程，都凝聚了各自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因而使这一学派的人数激增而蔚为大观。
他们中的不少优秀学者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中思想最为活跃、眼界最为开阔、专业外语最为精通、创造力最为富有的族群。
当然，对话范式对话范式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张力。
首先的问题是：对话是多元思想之间的话语交往行为，但是，话语并不是话语的真理尺度，思想也不是思想的评判标准。
评判对话多方的真与伪的最终标准不在于对话，而在于实践。
而实践并没有直接显现在对话之中，而仅仅是作为对话的底板默默地潜在对话背后。
因此，要真正使对话成为追问真理的辩证法（使Dialogue变成Dialectics），就必须嵌入实践，而且是交往实践这一时代底板。
其次，对话如果求得共识，马克思主义要榨取对话者的合理思想资源，需要有一种正确的立场和方法。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很可能重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覆辙，去重新构造若干的“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个流行的思潮嫁接，成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等，出现若干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所谓“以后（现代）解马”
“以海（德格尔）解马”
“以绿（色）解马”
等。
这一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似新颖，实质上依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肢解。
再次，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初衷是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但是并不排除“回到马克思”
的研究路径。
两者虽然在研究的时间旨趣上是相反的，但是“两极相通”
。
文本—文献学解读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是当代读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思想的对话。
我们与西方学者的每一重大对话，都需要引导我们去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才能借助于对话视域重新发现和理解原典中的新意义，从旧原典中读出时代新意义，这就是创新。
与西方思潮对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不是类似于德里达索说的“声音中心主义”
支配下的在场对话，而是一种与本人并不在场条件下的文本的对话。
因此，文本—文献学解读方式依然是对话的前提方式。
张一兵团队之所以能够顺畅地将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解读方式转移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而取得成功，也正因为两者的贯通性。
最后，对话也绝不能像后现代哲学家罗蒂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没有时代底板的对话，取得共识只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协调与合约，但不等于符合底板的真理。
相反，对话的目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榨取对象的合理资源而总体地扬弃其形式，在时代实践底板支撑下达到现实的真理。
为此，我们对话的眼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彼此对方的多元共在，而要穿越这一思想的多元共在结构而走向真实的现实、实践、时代，走向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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