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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
1929—1932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使传统的商业银行的经济投资行为被国家套上了监管的枷锁。
本来,“看不见的手”
之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理论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
资本获利的自由被限制,从而使整个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处在一种矛盾之中。
哈贝马斯因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策产出处在一种效率危机之中,因为国家无非是为资本获利而执政的政治权力,但是又不能不限制这一资本的自由,于是公共政策处于两难之中而产生危机。
反过来,一些新自由主义也乐观地预计,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弊端已经被削平。
因此,资本似乎已经克服了老毛病,变成充满发展动力而又无风险的存在。
但是,资本的本性依然是野兽,它始终需要噬血,自由地、不受束缚地追逐最大化的利润,始终是它的本性。
因此,一旦条件适合,资本就会挣脱限制在它身上的魔咒而重新恢复兽性。
新自由主义就是祛魔的神曲,它自身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创新过程,就是摆脱国家对金融的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而重新获得自由之身的关键。
为此,资本积聚了高水平的“一流”
精英人才,而国家则招揽了二流、三流人才;创新的研究在大学和金融机构不断被推崇,创新而出现的新衍生品层出不穷。
国家在这些创新面前无法理解也无所适从。
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通过这些创新掠走了大量的金钱和利润,使资本获利自由化。
虚拟的资本和虚拟的投机使经济财富被重新瓜分,经济虚火使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滚滚地流入了新经济巨子的囊中。
次贷之所以酿成整个资本的危机,是因为次贷债券化后将风险通过美国金融创新工具放大,散播到了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领域。
美国这些次级债券基本分散在五类金融机构手中,包括银行(31%)、资产管理公司(22%)、对冲基金(10%)、保险公司(19%)和养老基金(18%)。
在美国,个人向银行等放贷机构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再将住房抵押贷款作为一种资产“卖给”
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机构。
后者将各种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经由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评级,然后再出售给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等投资者。
这个过程被称为“资产证券化”
。
这不但是一个次贷被证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
如果说次贷是一个基础产品,MBS则被称为最初级的衍生金融产品,而担保债务权证(CDO)则是衍生的衍生金融产品。
信用违约互换(CDS)是次贷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重要衍生金融工具,其作用是将某种风险资产的违约风险从合同买方(信用风险资产的投资者)转移到合同卖方(信用风险保险提供者)。
合同买方定期向合同卖方支付“保费”
,如果发生参照实体(出售公司债券的第三方)违约、破产等“信用事件”
时,保险卖方(可以是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就必须向保险买方赔偿损失。
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此次次贷危机就是形成链式且逐级放大的危机过程。
首先,违约率上升使提供次贷而又未实现次贷证券化的住房金融机构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其次,由于MBS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MBS和CDO的对冲基金的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如贝尔斯登公司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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