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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大众”
的主体则是学术专家和理论权威，甚至是高高在上、从云端将真理撒播人间的精神贵族；化大众的行为是专家行为而不是大众行为。
大众成为被化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出场者。
从“化大众”
到真正的“大众化”
，不仅需要历史观的转变，更需要历史语境本身的变迁。
如何确立人民大众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地位，选择恰当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大众形态，无疑成为问题的关键。
因此，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反复凸显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予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大众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本质指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大众化？
长期以来，学界理解大众化的常见倾向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大众化”
当作两个平行命题、只是外在地讨论两者之间的关联。
在这一视域中，“中国化”
似乎就等同于“中国话”
，即指涉任何把德文、俄文等外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成“中国话”
的行动过程。
而“大众化”
就是“大众话”
，即指认将理论色彩的“中国话”
进一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话”
。
按照这一逻辑，“大众话”
当然是“中国话”
，但是“中国话”
却未必需要“大众话”
。
“大众话”
充其量被当作“中国话”
在非精英阶层传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与精英话语共同构成“中国话”
的两种基本形态。
这把两者当作平行存在、只是外在地关联与耦合的理解实际地割裂和遮蔽了两者之间内在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
对此，我们需要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发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两者之间的本质关联。
如前所说：“中国化”
与“大众化”
从原初出场就是一体化的。
与西方“原生态”
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矛盾，或面临一个康德式的精神分裂：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来源于西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就是先天）呢，或是真正发生于后天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当两者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究竟谁是真理的评判者？[6]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就必然转变为两个话语主体之间的关系：究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主体是传播者权威呢，还是广大的工农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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