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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向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生产史、经济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是从动物界进到真正人的世界的历史。
这个过程就其内涵来说，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但就其外延而言，也是人类不断扩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
[22]因此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就成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
他也正是利用劳动、交往、分工所表现出的人与物的关系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
这一理论与前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不矛盾，而是其理论的总结，并始终隐含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概括之中。
马克思在其有关历史进程的理论形成的初期，认为西方社会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五大形态是所有人类的发展都必然经历的过程。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获得的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机制的认识。
因为，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劳动、交往、分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产生异化和私有制。
马克思指出，“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
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23]因此，必须消除人的活动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活动的自由自觉的本质。
而消除私有制所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人类的普遍的交往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其产生的一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这种生产力尽管是一种异化的形式，但毕竟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前提，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而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发展的。
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应该走和西方社会同样的发展道路，从而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基础。
但是马克思在晚年由于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认识到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
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具体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模式的东方社会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其当时的具体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为了说明第一个社会的历史，就必须对那个社会的具体状况进行研究。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的错误观念时指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4]这实际就是在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
也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
“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25]即在对历史研究中，也是从人出发的，只不过是从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活动出发。
根据西欧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产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26]即西欧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大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存在的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社会。
与西欧社会不同，东方社会在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并没有进入奴隶社会而是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伴随了西欧几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三大特征。
农村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土地的所有者。
但农村公社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而是在原始公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个人同公社是依赖的关系，而公社同公社之间是彼此隔绝、缺少联系的，“农村公社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
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
[27]各个公社间的这种相互隔离的状态，是东方各国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由于公社的这种封闭的条件，人们形成了落后的文化心态，“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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