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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是自然的节奏、自然的事实，可当人们懂得了这种时令变化的规律，就使之变成了农事活动的指导，成为对人有价值的存在。
星空、弯月、朝霞、夕阳，都是自然现象，但它们可以作为人的审美对象，承担着美的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
青松、翠竹、腊梅，都是一种植物，可人们将之比作是不惧严寒、具有气节的君子，赋予其一定的道德意义。
人们创造了各种物质器具、规范制度、文化艺术产品，它们都负载着一定的价值内涵，不仅成为当时人们的价值对象，具有实用的价值、教化的价值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而且对于后来的人们也具有认识的价值、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明而积累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外在自然被人化，自然的事实被变成社会化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人的内在自然被文化、人与人的自然的关系成为了社会的人的关系，人的自然的需要被变成社会的人的需要。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1]。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是人的自然需要和自然关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经过文明的熏染后，这种关系就表现出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个人如何对待这种关系可显现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按照人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关系。
人的感觉能力、思维能力、劳动能力、享受能力，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既是人认识、辨别客观事物的手段，也是人创造、鉴别、评价、实现价值的手段。
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可人既是一切价值的主体，也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评价者，他同时也是价值客体，是他人的价值客体和自己的价值客体。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事实和价值是内在地关联着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着转化和过渡的，任何把它们当作是两种截然分离的存在、两种不能相容的现象的观点，都是丝毫没有根据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造出的一种虚幻的假象。
既然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事实与价值是内在联系着的、相互过渡和转化的，那么表现在人们的思维中、表现在逻辑上，认知和评价、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就不可能是绝然相分、不可过渡的。
思维永远不能也不应该跟实际作对；逻辑的格式原本就是由无数次实践的重复而形成的带有公理性质的东西，它也不能与实践作对。
关于认知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关于价值判断与评价的关系，我们在后面讨论评价问题时会有较详细的交代，这里只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能否过渡，事实判断是否也是价值判断的一种根据简略地谈一点意见。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就指出休谟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追问价值判断的根据何在的问题，在许多西方思想家那里，价值被看作是情感问题，是通过情感才能揭示和把握的问题，所以，价值与事实、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问题有时又被当作是情感与理智、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理论上的辩难和困境，使得这种思路越来越遭到怀疑和挑战，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如黑尔、塞森斯格等也开始承认价值判断有描述意义，承认价值推理是形成价值判断的基础。
在他们看来，从完全是事实判断的前提中推不出价值判断，要得出价值判断，在作为前提的几个判断中至少有一个是价值判断，这便是所谓的“实践推理”
或“混合推理”
。
他们考察的主要是演绎推理，应该说，在演绎推理方面，他们的这种观点是能够成立的，只有在前提中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结合起来，才能够推出一个价值判断。
推理不只是演绎推理，还有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在这些推理中，实际上也都存在同样的情况，前提中都须既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才能得出价值判断来。
有人认为在类比推理中，从一个价值判断就能直接得出另一个价值判断，比如，这本书我读了后受益匪浅，所以推荐给你，相信你也会有所受益。
似乎是直接得出了另一个价值判断，实际上这里省略了一个事实判断，即我们两人的情况类似，如无这个前提，就无法得出你也会有所受益的结论来。
对于归纳推理，无论前提是多少个价值判断，总得有一个事实判断，指出这些前提中所列的价值客体是同类型的，或者是指出价值主体有着共同的需要，才能得出这类事物是有价值的结论。
这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才能得出价值判断的结论，所证明的、所表现的正是价值与事实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证明它们之间没有一道所谓的“鸿沟”
。
至于说这个价值判断的结论是不是正确，从逻辑证明的角度看，就得看前提中的事实判断是不是真实可靠，前提中的价值判断是不是合理恰当，而最终的证明还是人们的实践，人们是在实践中确证着这些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各自的正确性，也确证着对它们之间关系认识的正确性的。
尽管说这个证明过程很复杂曲折，但无论多么复杂，实践作为检验事实判断的标准和作为检验价值判断的标准都是确定的，没有疑义的。
相反，如果脱离了实践，单纯从理论上来求解，就会把这些问题变成如同经院哲学讨论的那些问题，使这个很现实的问题神秘化。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看来，一些哲学家之所以觉得这是个难解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从来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没有把它当作是实践的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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