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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见解：（1）“五种社会形态”
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具有不可逆性，一是其总方向的不可逆性，二是其阶段性方向的不可逆性。
（2）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都未依次经历过独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如果从“生产的国际关系”
的角度看，上述事实不能作为推翻“五种社会形态”
的证明论据，因为在人类总体历史过程中并不存在“跨越”
。
“五种社会形态”
的划分单位是人类总体历史，而不是具体民族历史。
（3）从“生产的国际关系”
的角度看，人类总体历史中不存在什么“跨越”
，但却存在着“互补”
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民族、国家及其生产方式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二是在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时代中最能体现这三个时代性质的、典型的、相对发达国家的存在及其发展，必须以相对落后的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有关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与他早期的“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反映了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困惑”
。
但是，这里所说的“困惑”
与第二种观点所说“困惑”
在内涵上有所不同：后者倾向于肯定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前者则倾向于否定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
按照前者的观点，“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是马克思对西方社会的“冷静解剖”
的结果，而东方社会理论则是马克思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
。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研究过东方社会，提出了东方社会的出路在于西方文明的输入，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建构的理论设想。
到了晚年，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迫切的历史使命感的牵累，马克思放弃了早期的“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而对东方社会的所谓原始生命力发生了兴趣，试图找到一条迥异于西方而又能将人类引向光明未来的大道，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论设想是不完善的。
上述见解的确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进程理论，但“三大社会形态”
与“五种社会形态”
的关系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更重要的是，不能以“三大社会形态”
理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是难以否定的。
第一，尽管可以发现某种社会形态的“变种”
，或两种社会形态扭曲的结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超出“五种社会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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