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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把对自然—世界规律的认识与人们的应对及效果联系起来，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20]。
韩非子主张“法、势、术”
统一的世界历史观，认为“抱法处势则治”
[21]。
王夫之更是集先辈思想之大成，提出“循理—乘势—知几—趣时”
的谋略大政。
在他看来，“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22]，而“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
[23]，理、势均为不得违反规律，因此必然“循”
理，“乘”
势。
为此必须“知几”
，即探准事物在一定条件制约下屈伸变化的关节点、转折点；还要“趣时”
，即选准重大事变发生的时机而取胜。
“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
[24]，这时才能“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
[25]。
所谓“审时度势”
正由此而成为后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
当然，“史鉴”
毕竟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种自觉形式。
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理论上说，它自觉或不自觉依据的是一种带有命定论色彩的循环论历史观。
在这种历史观看来，现实是包含在过去之中的，未来是蕴含在过去和现实之中的。
因此，人们只要认识了历史便认识了现实，也就能把握将来。
这样，历史的经验成为衡量现实合理性的唯一标尺，已逝的事件的经验成为现实行为的准则。
历史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至上的和不变的地位。
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为对于历史的论争所转移和掩盖。
在世界发展中起着非常革命性作用的发展、创新、突变被忽视或排除了。
笼罩着人们心灵的主要是一种保守的精神气质。
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抚与叹息，对久远历史陈账的纠缠与论争等，不仅过多地耗费了人们宝贵而又有限的精力，而且妨碍了人们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真正科学的和合乎实际的理解与创造。
因此，这里讲的自觉，仍然是一种较低层次意义上的自觉，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却也需要在人类理性的进一步觉醒中得以升华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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