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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中，相继产生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如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中间产生出了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论、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琼·罗宾逊的新剑桥经济增长论等；从非凯恩斯学派中间产生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的经济发展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要素论等。
这些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
。
但是后来的实践发展对此提出尖锐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论”
、“增长加公平论”
、“新发展观”
等。
随着对发展概念的拓宽和加深，发展经济学逐渐注意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研究的重心又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观，后来又逐渐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其次是社会学上的发展理论。
发展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形态就是“社会现代化理论”
。
它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首先创立的，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社会进化论。
它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单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原因，其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西方化”
的过程（即所谓的“连续模式”
）。
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了依附论的批判，依附论强烈反对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来解释不发达现象；坚决反对“西化”
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只能与西方国家“脱钩”
（即所谓的“隔断模式”
）。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
继续借用依附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改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它拓宽了研究的思路，避免了单纯内因与外因分析的倾向，但其解释框架也有理论局限，因而未能在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
这样，理论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
最后是政治学上的发展理论。
西方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的静态分析，较少关注政治系统的动态发展。
真正把研究方向引向政治发展，则是从60年代开始的。
发展政治学把政治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从民族国家的运转、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民主制的发展、群众参与、秩序的稳定和变化、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
但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并未迎来第三世界政治结构的参与化、民主化、合理化，反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发生政变、动**和军人干政。
面对这种现实，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逐渐把政治发展的目的性研究转向过程性研究，不仅是强调民主政治建设，而且重点是政治秩序的寻求。
其理论的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
亨廷顿等首先摒弃了从理论模式研究政治发展的做法，主张要从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加以考察，因而提出政治制度化的基本观点。
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系统有组织、有秩序地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这就客观上突出了政府制度化的能力。
当然，亨廷顿等的理论也受到诸多责难，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仍在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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