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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前后以来，西欧各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都先后制定了拓海政策，积极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从此走上商业强国和殖民帝国。
与欧洲各国相反，在16世纪前后，中国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积极支持海外贸易活动，反而严格实行禁海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以防止倭寇为名，多次下令禁海。
到嘉靖年间，海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
，“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36]。
在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地开禁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这种开放限度极低，采取的仍然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37]。
中肯地说，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的航海贸易虽然落后于西方，但这种落后还仅是开始，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当时中国的生产还比较先进，可供输出的产品很多，拥有较好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
如果以后的统治者能改弦易辙，取消海禁，则中国至少在西太平洋水域的航海贸易中不致处于被动的地位。
遗憾的是，取代明朝的清王朝又继续推行禁海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大门之后，中国的禁海政策才告结束。
此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了。
也正因此，中国就像木乃伊一样变得脆弱不堪了，它根本经不住“新鲜空气”
的袭击，分化瓦解的命运势在必然。
不光中国的落后导因于封闭，任何国家的落后均与此直接相关。
像近代以来印度所遭受的不幸命运，就是与它长期的封闭落后直接相关。
马克思认为，从很古的时候起，印度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
，“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38]。
这种封闭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生活方式，往往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把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而后又听任这种命运的摆布，“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39]。
可以想见，要从这样封闭落后的村社制度迈向现代社会，是何等艰难！
与传统社会固有的封闭性相反，现代社会自始就是与开放连在一起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密切相关。
西欧国家最先进入现代化，就在于它们最先建立了与世界的联系，融自己与世界为一体。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往对现代社会发展主要有这样一些重要影响：
第一，有助于保存以往的文明成果。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40]事实正是这样：闭关锁国必然带来的是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每个国家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只有国际交往才会打破这种重复性，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可以绕过“单另进行”
的阶段。
这样的捷径，无疑会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
第二，有助于利用国外资源。
现代生产是按照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建立起来的，这种生产不同于古老的民族工业，它所加工的，可能“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41]。
既然现代生产需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那么，只有扩大国际交往，才有这种可能。
马克思逝世后，列宁曾经具体发挥和践行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列宁认为，为了恢复发展苏维埃经济，就必须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以换取本国缺少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为了做到这一点，不要怕在一定时期内付出较髙的代价。
他还认为，既然我们懂得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关心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稍许像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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