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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贸易保护就其实质来说，是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那种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一种反应。
这种反应……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
[47]。
尽管在对外贸易、交往中总会存在障碍，但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个国家要想摆脱与周围世界的交往，单枪匹马地闯入现代化，那是绝无可能的。
在内部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与否、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外部力量的作用。
马克思曾以印度和亚洲社会为例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
[48]由此说来，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也起决定性的作用。
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所谓的“外因”
作用日益突出，以致成为现代化过程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
当然，这并非是主张外因论，因为只靠外力是建立不起一个新的制度与社会的。
比如，同样是在印度，英国破坏了它的旧结构，但没有形成新结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
[49]。
为什么印度在外力的作用下并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原因就在于英国只触动了印度社会结构的表面，其深层的社会基础还未得到改造。
只要社会内部的传统力量依然在起支配作用，这样的社会就很难产生现代气息。
只是随着印度村社制度的最后瓦解，原有传统力量与外来的先进因素得到新的融合，印度才逐步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所以，真正的现代社会还需要靠自己来创造。
总的说来，现代社会不能单纯依赖于外部条件或内部条件，而实质上是内外条件的复合变奏。
按照马克思的这种基本观点，有关当代发展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应当考虑清楚：
1.依附与发展。
按照依附理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在于与西方脱钩。
这样的出路是否能够行得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真要是按依附理论那样回到封闭状态，在完全孤立的环境里求得高速经济发展，似乎是天方夜谭。
这样的道路在一些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并不是没有走过，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封闭阻碍经济发展，开放又容易陷入依附，这确实是一个二律背反。
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对这两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关键在于如何在开放中求得自主发展。
不容否认，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不发达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分工，必然会或多或少带来某种程度的依附，这种依附也或多或少地造成某种程度的不发达。
但是，这种依附并不是不可突破的，也并非预定了不发达的命运。
就世界整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国家固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陷入了依附的困境，步履艰难，但也有少数国家突破了依附，进入了自主发展的轨道，如亚洲的“四小龙”
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道路表明，摆脱依附、求得自主发展并不是不可能的。
依附与发展的关系决不是固定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大分工的初始阶段，不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往往会呈现依附化的趋势，但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争取主动，这些国家也可能出现依附中的发展。
如果这种发展程度越来越高，那么最终会摆脱依附，过渡到自主发展。
因此，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要想加快发展，根本不可能完全斩断与周围世界的联系。
封闭起来“富国图强”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真正的依附。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从依附论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自觉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之中，通过努力，力求走出一条自主发展、健康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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