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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战争和战后政治变动的契机来加速经济发展，在20世纪以来更是不乏其例。
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亚洲四小龙”
的起飞，就明显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变成了美国的“东方前哨”
，在经济上受到了大力扶植。
仅1959—1981年韩国就获得外国援助和资金284亿美元，人均700美元。
截至1984年，台湾接受的经济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额达140亿美元，人均730美元。
[67]大量外资的流入，起到了输血作用，为其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可以说，没有战后政治变动这一契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很难迅速“起飞”
的。
马克思反对用暴力、偶然的政治事件来解释历史发展，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这些政治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他看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政治变动足以促成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像1848年法国革命中小拿破仑的上台就是如此。
因此，在研究发展问题时，不能完全忽略这些偶然的因素。
最后是生活方式状况。
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性或现代性最明显地体现于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之中。
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不仅反映着人们的心态、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且反映着社会生活的节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向。
可以说，社会日常生活方式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最明显的指示器。
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往往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世代更迭而得以延续。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模式，它也可以因某种力量的作用而得以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会成为社会发展新的转折点。
比如，一个国家因某种原因或力量打破了原有生活方式的平静，这就非常有利于打破传统、接纳新的东西；这种新旧冲突有可能成为积极的碰撞，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为加速和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准备条件。
所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从此意义上来讲，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
理论对于发展研究是有一定合理价值的。
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所涉及的社会条件当然不止上面这些，而且，上述社会条件主要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条件，基本上没有涉及那些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因前面已有专论，故不展开）。
这些条件尽管不直接决定社会的性质，但其毕竟带有强烈的社会制度色彩，以不同方式作用于社会发展。
既然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那么，这两类条件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的作用、地位如何？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发展固然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条件（包括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条件），自然条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条件来起作用的。
比如，“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
……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
[68]。
从唯物史观来看，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归根到底取决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特点。
就以地理环境而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不是处于热带，而是温带，而且就土壤的差异性和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潜力来看，就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自然资源的潜力来看，并不亚于西欧，为什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长达4000年之久对那些潜力都未能加以充分发挥呢？固然，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大陆国家，似乎远不如多面环海而又幅员甚小的西欧国家那样有利于发展海上贸易、有利于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海外贸易在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只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首要的和主导的作用，真正主导的作用还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形成。
假如西欧社会本身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新航路的发现及其引起的海上贸易的突然扩大，也不可能对欧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意义，大概也不会比他五六百年前的北欧威金人到达美洲高出那么多。
实际的事实也证明，中国人最迟到公元5世纪就到过美洲，比北欧威金人到达美洲的时间至少早四五百年；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的远航，也比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早半个世纪以上，但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发展起来呢？[69]可见，单纯用自然条件不能解释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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