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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域”
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
吉登斯把“脱域机制”
作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
在他看来，所谓“脱域”
，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域出来’”
。
脱域使人们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建立起新的普遍性的社会联系。
而在这种“脱域机制”
中，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
[10]。
正是货币使人们能够摆脱原有的血缘、地缘、等级制以及其他关系的束缚，可以发生跨越时—空的普遍的社会联系，从而建立起世界性、现代性的社会关系。
货币、资本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关系的“脱域”
，而且表现在地域的脱域和社会领域的脱域。
货币、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必然要摧毁一切影响其发展的地方的、民族的限制，由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以致使各个国家、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失去原有的边界，由此形成地域的脱域。
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因其顺利实现价值增殖、保证正常运行的需要，又必然要越出经济领域的“轨道”
，冲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这些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因为只有这样的渗透和控制，才能清除各种政治、文化障碍，保证货币、资本的畅通运行。
各种脱域的结果，便是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
融合固然是全球化过程的一大特征，但融合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分裂或分化。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
因为资本力量总是要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控制为前提，以获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超额利润为目的，这就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全球分裂。
而且，由于利益上很难协调一致，因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
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也激发起来，与全球性背道而驰。
这就形成了全球化的悖论。
这种既融合又分裂的趋势，必然引发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以及每个国家内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融合与分裂，既可能给发展形成有利的局势，又可能给发展带来棘手的麻烦。
这就要求在发展的具体推进上必须处理好统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关系问题，注意化解由融合与分裂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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