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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激进多元的民主相适应，为了确保能够理解民主革命本质性上的多样特征，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放弃统一的主体的奢望，转而追求一种多元主体的生成。
这种多元的主体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们体现了社会关系的交叉性和多样性，而不同关系和地位的节点就是多元主体生成的现实场所。
体现这种逻辑的民主政治主体必然是一种去单一化、中心化的多元主体。
由此，后马克思主义以多元主体和多元民主为基本内涵，对偶然性和不明确定、社会分化和对抗性的后现代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一种旨在变革现存权力关系的激进多元民主思想。
不论是把后现代解读为一种以微观的规训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局面，还是把它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扩张的结果，抑或是一种取代本质主义的多元民主的根本立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从微观层面入手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开启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微观政治转向。
二、对边缘权力意义的凸显
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对中心的、巨型的社会问题研究，逐渐转向了对边缘的、微观的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凸显为重要的理论主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造成环境问题的文化机制的批判，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反性别控制中的重要性，都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微观政治学批判的文化视角。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议题。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种良性、积极的双向性。
因此，人与自然内在的和谐和统一便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根本的文化基调。
继承了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文化态度问题这一思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
在政治学的视域之下，他们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对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和文化精神予以尖锐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以及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文化立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反生态性特征，并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
首先，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法则的反生态逻辑。
在安德烈·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它的经济理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在计算和统合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多多益善”
的原则。
[50]在这种经济理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不断追求增值以及效益的最大化，这种生产的逻辑是以现实利润为最高前提的。
然而，生态理性追求的则是可持续的发展和生态的平衡。
这两种逻辑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矛盾。
一旦生产活动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必然会牺牲环境和生态，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此也有相同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51]
其次，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生态正义的破坏。
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宣扬正义、公平，但是资本主义以法律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体现真正的正义原则，只是一种虚假的分配性正义。
因为社会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制度无法合理测定和保证真正的公平。
因此，奥康纳指出，真正能够保证生态正义的是一种生产性的正义，只有生产性的正义才能保证劳动过程中生态的消极外化物最小化，而积极外化物最大化。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达资本主义正逐步进行一种“生态殖民”
，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破坏了国际上国家间的生态正义。
正如戴维·佩珀所言：“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
因而，它新发现的‘绿色’将能通过使不太具有特权地区成为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物倾倒地而实现。”
[52]
再次，批判了资本主义主导性文化中“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观念中蕴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造成人类与自然分裂的文化根源。
威廉·莱斯把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定位在人类“控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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