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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转向了关涉边缘权力、性别差异的微观政治学批判。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为自然环境的边缘权力代言一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是希望通过社会变革使女性摆脱边缘化和从属性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因此，对边缘权力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结合的产物，是在当代文化政治批判领域的具体应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根本主张，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与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人类解放的理想也是根本一致的。
不仅如此，他们在批判中强调和重视他者视角和边缘权力的反抗潜能，也体现了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权力双重意义的理解。
三、对世界霸权体系的批判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高度制度化和组织性的过程中抵制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输出与钳控，反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殖民化”
命运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主题之一。
1.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围剿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对殖民地实行新型的掠夺和控制，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并吸取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政策的思想，对现行的世界秩序展开了文化和政治批判，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与女权主义的理论实践具有某种复杂的相近性，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纯文学研究逐渐发展为对西方叙事方式、种族阶级差异、文化身份认同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全方位批判。
首先，从文化殖民的角度对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展开批判。
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通过英语语言、叙事方式、象征与隐喻等技巧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全世界，剥夺了其他地区的话语权力，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控制。
这些文学文本将某种特定文化和价值宣扬为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助长了主导话语的中心性。
赛义德（又译萨义德）以多部西方小说和电影为例，分析了其中的帝国主义特征，指出它们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具有代表它所统治一切发言的力量”
[56]。
话语的霸权不仅对殖民地造成了文化的控制，甚至成为残忍迫害的手段。
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法律知识中宣扬寡妇殉葬的观念，用一种话语的暴力制造了对女性的压迫。
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一文中指出：“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
[57]正是通过这些本文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在自己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强行宣传一种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拯救与被拯救的意识形态，建立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体系。
其次，从文化身份角度对被殖民的“他者”
地位进行分析。
“他者”
问题一直是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的文化主题之一，它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化霸权建构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偏见原则。
赛义德指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将东方世界和东方文化视为“他者”
：“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晰、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
[58]因此，对身份的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就造成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和优越感。
霍米·巴巴也指出，西方世界以进步的名义实行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区分，这种划分本身就体现了帝国主义排他性、排外性的意识形态本质。
这种“他者”
的身份不仅仅是宏观上的东方社会或殖民地地区，更体现在微观的种族和性别划分上。
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在被殖民地区，黑人相对于白人的“他者”
身份尤为明显。
两者之间令人不安的距离和差距并不是来自于种族的差异，而是白人在黑人身上人为地镌刻上了“他者”
的印记。
斯皮瓦克更是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造成女性“他者”
身份的根源：来自于西方殖民和男性主导的双重因素。
因此，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下，女性和其他的“他者”
便沦为了没有话语权的“属下”
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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