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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而遭到了批判。
[16]上层建筑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
[17]，就像在黑格尔那里意外和变化都是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事；但同时，就在上层建筑的偶然性之中，经济必然性最终决定了自身的存在，正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意外都是建立在观念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就这一论题所展开的论争，就是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以及决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论争领域。
恩格斯在成熟时期著述中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显然与这些论争脱不开干系。
我的观点是，尽管意识形态观与决定论、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说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但却不能把它们视为等同，仿佛它们就是一回事。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必然是更加复杂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现象之中的一个具体的要素。
我也曾指出过，有一点可以证明意识形态也可作为普遍的和肯定性的概念而出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意识形态概念时并非总是恰当地将之与更为宽泛的决定论区分开来。
因此，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被卷入的这场一般性争论对于澄清相关论题并无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虽然恩格斯清晰地表述了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简洁陈述依然为替代性阐释的出现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可能性空间。
首先，恩格斯用三种表述方式提到了意识形态概念，它们分别是“意识形态统治”
、“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和“意识形态领域”
，这样一种很具有一般性的表述使得人们至少有可能会认为它们已涵盖了整个的意识形式。
在第一种表述中，他暗指“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
意识形态统治[18]；在第二种表述中，他提到了“以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ideological）上层建筑”
[19]；在第三种表述中，他提到了“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ideological）领域”
[20]。
前两种表述中对于思维方式的封闭性暗示以及最后一种表述中的概括性指称，的确包含有指代普遍的意识形态形式之意。
这当然与一种肯定的和中性意识形态概念直接相关，可如果全部意识世界和文化都可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那把它当作彻底的歪曲来加以思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针对这一模糊性，必须做一些其他的增补性努力，即参考更加明晰的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从阶级世界观的角度来定义意识形态概念。
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
[21]。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表述都必然导致一种肯定性内涵，因为也可以在一个否定性的内涵框架中对之进行很好的阐释。
此外，恩格斯的表述中也存在着优先性权重，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他所重点强调的显然是一种否定的意识形态观。
无论如何，一些模糊的表述（如上文中我所引述的）中有可能会推导出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阐释，而且这样的阐述在马克思去世后大有增加之势。
这不是说这些模糊性表述本身要为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负责，它们只不过是种子，是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微弱因素（fewelements），但却为后来出现的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一种“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
（aminimalMarxistlegitimacy），因为不要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大部分篇幅都支持的是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终其一生，他们都抱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这是他们的后继者们所无法挑战和改变的。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F.Engels，LudwigFeuerbadtheEndofClassiPhilosophy，iedWorks，p.584）。
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11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Lawrence＆Wishart，London，1969，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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