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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
由此可见，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即展开资本批判的时候，马克思才真正走向历史的深处，并形成了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逻辑，建构了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
因此，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
换言之，马克思对本体论的重建，对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
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
[23]；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从而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
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同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
[24]。
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
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
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越过了政治学的领土，而到达了哲学的“首府”
——存在论或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反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25]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所在、力量所在和魅力所在。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
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26]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前性，并表明我们仍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
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还是对个人存在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国际交往方式的分析，都必须明白资本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形态，必须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为基础，否则，任何理论“创新”
都是无根的浮萍；同时，又必须明白资本的形态处在历史性的变化之中，因此，随着资本的历史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必须历史性地建构，分析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在每一历史阶段的主导特征，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批判。
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资本逻辑从自由资本主义到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换，从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生产关系领域推进到生产力以至文化领域。
后现代主义从媒介的变化入手来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时，其历史语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语境又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历史形态的差异。
在当代，马克思的哲学构成了众多哲学家的思想资料，这既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效应，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理论现象，即将马克思同某一思想家直接加以互释，从而造成理论边界上的模糊。
我们应当明白，虽然许多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但他们哲学的历史前提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前提存在着重大差异，这就导致了哲学逻辑的切入点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
如果进行资本的历史形态的区分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分析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卢卡奇、葛兰西以至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的是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而当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面对的是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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