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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学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连贯性，乃是现实本身历史发展和认识发展的概括反映。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研究商品范畴来着手分析资本主义，揭示了商品的内部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发展，说明了这种矛盾的辩证发展如何导致货币的形成，而货币又如何转化为资本。
范畴之间的这种逻辑联系（商品——货币——资本），并不单纯是思维的结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
大家知道，商品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先于资本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
可见，马克思的逻辑分析扼要地反映了历史过程。
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反映了认识的历史发展的总结。
例如，马克思的商品范畴，在内容上要比前人（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商品范畴丰富得无比。
马克思吸收了前人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更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指出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哲学的范畴与各门科学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商品、货币、资本等）不同，哲学的范畴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概念。
任何一个学者，不论他是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艺理论家，或是其他专家，都不能不使用下面这样一些最一般的概念，如规律、规律性、矛盾、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容和形式、可能性和现实等等。
这些逻辑范畴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之间的最一般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是认识世界的阶梯、思维的工具，它们概括了人类研究世界的历史经验。
当然，对逻辑范畴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具体过程的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认识现实生活各个不同领域的指南，但它并不去代替各门科学。
它并不给各门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以正确的思维理论和寻求这些答案的方法来武装一切科学。
正确的方法对于认识现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17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弗·培根曾把方法比作是给旅客照亮道路的灯笼。
他把没有掌握正确方法的学者比作是在黑暗中曳足摸索道路的旅客。
可是，哪一种认识方法才算是正确的呢？学者能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一种方法，有如准备出门的旅客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种灯笼呢？
不，正确的认识方法不可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
认识方法并不是技术方法和研究技巧的简单总和，它应当是现实的相应物，即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的反映。
实际上，思维方法是理性活动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我们的思想借助于这些方法，从此时此地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进入彼时彼地关于同一客体的知识；或从关于这一客体的知识，进入与此有某种因果联系的另一客体的知识；等等。
方法如果要成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即成为取得正确知识的工具，它就应当引导人的思想循着同它所研究的现实本身发展道路平行地前进。
方法应当反映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应当反映客体实际经历着的变化。
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在研究某一现象时达到这一现象本身所达到的终点。
由此可见，思想如果要循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就应当按照它所研究的现实本身所遵循的规律，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
因此，科学的认识方法的基础，就是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运用于认识。
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正是提供了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
恩格斯写道：“……辩证法对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才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对于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对于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对于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相应物，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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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完整的、彻底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理论，用普遍的研究方法，武装了一切知识领域的学者。
把科学和哲学割裂开，这就等于让学者们撇开世界观的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盲目摸索着来进行认识现实这一繁重工作。
这就等于强使学者们重新去解决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而且是根据有限的、不完全的材料去解决，而不考虑全部人类思维的历史经验。
这样做，就是阻碍科学发展，就是把科学推向绝境。
19世纪中叶以来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广泛流行的各种实证论派别，正是要把科学推向这种绝境。
实证论者硬说，科学不需要任何哲学。
他们的口号是“科学本身就是哲学”
。
其实，实证论者只不过在口头上抛弃哲学，呼吁学者信奉实证的、经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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