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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抗的理论。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论著中都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连同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都应当彻底推翻和消灭，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能保证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特别是他们的全部理论创造奉献给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崇高和伟大的事业。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建立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总是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同时代那些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思潮当作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坚定的揭露和批判。
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经过自我调节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说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现实和合理的因素，则难以处于、事实上也很少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内。
1871年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落入低潮。
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
的时期。
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其终点，它持续了近五十年。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的发展和变更中很多重要事件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无论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归根到底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要求的西方学者，都在从不同立场出发重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总结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并由此出发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及可能和应当采取的对策。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及作为西方哲学的独特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形态上必然具有一些与以往和以后哲学不同的特性。
这种特性集中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时期、或者说转型期的特性。
就西方学者来说，适应着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在相对“和平”
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在哲学上强化了对与早期资本主义相应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在19世纪上半期早已提出的一些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见解到这时得到广泛流行，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
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奥法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
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更加鄙弃无所不包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的结构，而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
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以后德国哲学中的状况时指出：“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
[8]尽管恩格斯是从贬义的角度来谈论当时德国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这种变更的，但这毕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的德国哲学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决裂的相当普遍的倾向。
这种决裂当然有背离唯物主义等消极的方面，这也正是恩格斯所关注的方面。
但还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没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方面。
例如，与这种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倾向相适应，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而转向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的过程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以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向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以个性代替普遍人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
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意义。
当时在英法德美等国的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的转化的倾向。
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哲学家来说，这类转向往往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着种种与之相反的倾向。
这正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哲学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所必然具有的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做了认真的研究和反思，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学说做了新的阐释，对个别不完全符合后来的现实发展情况的原有观点做了修正，并由此对他们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做了更为符合现实发展的阐释。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只简单地提出如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察觉了19世纪中下期西方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各国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秩序，由此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以后资本主义的较长期和平发展的现象做了深刻的研究，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所导致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特别是指出了随着资本的聚集和集中建立起来的联合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为过渡到未来的公有制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前提。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新审视了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的一些观点，并做了重要的修正。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哲学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传统哲学做了新的批判，并开始改变对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的说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学者在哲学上实现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都必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发展过程的制约。
后者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使前者必然同样存在相应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对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曲折，人们可能较少有异议；对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中的曲折，人们往往忌讳谈论。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却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必须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修改，强调必须学会与时俱进，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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