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棍子文学网】地址：https://www.exowx.net
第十四章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banner"
>
一、西方哲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冲突
西方哲学思潮之传入中国，从严复等人开始，就是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变更的需要，因此也必然要受到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中西哲学和文化的碰撞始终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冲突联系在一起。
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之被禁绝和维新派人士之被追杀，正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政治反映。
“五四”
时期，中国旧的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动摇，新的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
由军阀混战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多元意识形态格局的暂时存在提供了条件，人们的学术取向较少受某种确定的政治结构所左右，或者说能从多元对抗的空隙中找到某种立脚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由此得以与守旧的封建反动思潮在有限范围内共存。
然而这种共存中同样充满了摩擦和斗争。
五四运动促使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也促使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改组了国民党（1924）。
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使中国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转向。
在国共联合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的北洋军阀之间、在国民党左中右派之间、在国共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斗争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同样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在上述科玄论战中就有所表现。
李大钊1927年之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下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敌人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而且直接用政治暴力来对之封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由此造成国共两种政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格局，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研究总的说来也受制于这种格局。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受到限制，大部分时期内甚至被视为非法，西方哲学研究则往往被沦为国民党的思想工具。
在1935年左右进行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五四”
时曾经高歌民主科学的一些人（如马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丁文江）这时却在加强国家凝聚力、迅速实现统一的借口下，主张实行“新式独裁”
；1940年以后出现的所谓“战国策”
派更把叔本华、特别是尼采的唯意志论作为独裁政治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五四”
时期受到“西学”
冲击的许多旧文化垃圾又被重新搬上文化祭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冲突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转”
局面。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后期新三民主义更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那么他逝世后打着他的旗号的所谓戴季陶主义以及用蒋介石本人名义提出的力行哲学则是重新把某些西方思想（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这意味着“五四”
以前就已遭到维新派批判的中体西用论借尸还魂。
当然，这一时期仍有不少学者力图撇开政治偏见、潜心研究西方哲学或做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某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
、贺麟的“新心学”
等）。
尽管他们大都并无反动的政治意图，有的人在政治上甚至还有某种进步的表现，但他们终究无法摆脱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制约。
他们的工作如果无益于国民党的统治，往往得不到支持。
一些早年在国外研究时成绩卓著的学者回国后因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的需要，就得不到应得的支持，因而无法做出他们本来可以做出的成就。
因此，在“五四”
以后近三十年内，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并非空白，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屈指可数。
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段时期是学者们可以安心治学的平静时期，这似乎是不确实的。
当时国民党当局支持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是用来直接对抗、至少也是用来冲淡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