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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所认同的精神家园与其他民族的重大不同。
或许，其他非西方民族可能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之难以从根本上认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
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能否成功，首要的关键便在于能否成功地延续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当代获得新生。
就此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势或方向可归结为一句话：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
这里的关键词是“亲切的”
，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给我们以自自然然的血肉相关感的、我们乐于在其中安居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种出自纯粹理智的、外在于我们的切身体验的东西。
每一种哲学传统都有其内在的真精神，它所体现的不是哲学家个人的主观兴趣，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一个民族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全部智慧。
人类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生活由于语言与意识而造成的理想性之维，由于理想性之维而带来的现实与理想间的紧张关系。
而哲学的智慧，说到底，就是对这一紧张以某种方式的化解。
由于自然环境、历史经验的不同，更由于人类创造力的不可限定性，不同民族形成了相当不同的解决这一紧张的方式。
特别是一个民族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所形成的解决紧张的方式亦即智慧方式，有着一种独特的支配性地位。
就此而言，每一民族的这种大智慧或哲学的真精神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其表现形态，但其内在的实质却往往是长存的。
不同民族的哲学是有着不同的真精神的，特别是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的哲学更是有着独特的真精神的。
这样一种内在的真精神，经过与该民族数千百年的共存，已化成了该民族生活的一个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部分，成了该民族自然而亲切的精神家园，使得他们只有在这一精神家园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免除背井离乡的精神流浪者之感。
一个民族与其固有的精神家园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任何一种哲学，只有当其内含或表达了该民族哲学传统的真精神之时，才能够是一种有效的哲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哲学的作用。
换言之，一种真正的哲学，必须是能够实际地充作人们的精神家园，即具有其可实践性的理论，而决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理智的东西。
一种不能实践的哲学理论是无效的东西。
新世纪哲学的目标应当是发展出一种能够实践的理论，以为人们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
那么，对于国人而言，亲切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代表着三种取向最为相异的哲学类型。
自然，其中所蕴含的也就是三种极不相同的哲学精神。
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可归结为一种入世的智慧，即一种在生活世界之内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智慧。
显然，这与西方传统的理想与现实二元分割的解决取向是极为不同的。
许多学者曾指出，中国哲学的这种内在精神最为显著地体现于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学说之中，而在后世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扭曲。
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哲学之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则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类似于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中所体现的那样一种实践哲学思维范式。
然而，自近代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遇以来，中国哲学便一直处于一种受动状态之中。
这种受动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全盘放弃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上。
在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威的支配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
就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不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式，甚至比他人更为深刻地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
仅仅从外部批判并不能改变一种思想的实质，而唯有那种借助于某种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从内部进行的现代阐释，才是最致命的。
在这种解释下，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就从根本上被进一步扭曲了。
哲学所探寻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不是任何哲学都能够为任何人提供这种安身立命之本的，特定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有着特定的要求。
对于缺乏回家了的亲近感的“家园”
，人们是不会长久地留恋的。
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开除“球籍”
，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家园”
，并试图接受新的“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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