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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
，即“永恒的东西”
；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
而在每一种人类活动中，都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
对于理论或思辨而言，这种品质是理论智慧或哲学智慧；对于创制而言，是技艺；对于实践而言，便是实践智慧或明智。
亚里士多德认为，与理论智慧不同，它不考虑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对于不变的东西，人只能认识它而不可能对之有所作为。
因此，所谓实践智慧或明智“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不是对于部分的有益，如对于健康、对于强壮有益，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
。
但是，实践智慧不同于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不仅在于理论智慧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是非凡的神圣的知识，而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变的，因而只是关于某人或某些人自身的知识，而且还在于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它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的。
但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实践哲学之先河，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却是一种唯理智主义传统的理论哲学。
只有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兴起，才对这种理论哲学传统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虽然在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向唯理智主义发展的趋向，如名辨学派中存在的纯思辨倾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终究未发展起来，从而中国古代哲学便与西方恰恰相反，在总体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
马克思哲学作为对于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反叛，当然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但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却往往未能把握其真谛，而将其理解成了一种理论哲学，即一种脱离了具体情况的普适的抽象真理。
这样，在中国革命中，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能够指导革命行动达于成功的理论，就必须抓住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真精神，将被人们理论哲学化了的理论重新转变成为一种实践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既然为一种实践哲学，那么，同为实践哲学就必定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从而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过程也就与从中国传统哲学立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过程有相互促成之处。
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对于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把握。
这种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于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把握，当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最为深层的方面。
实践哲学所要求于理论的是关于具体境况的实践智慧，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
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
[4]。
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便必须是普遍性的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的结合。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5]。
关于认识的目的就是获得这种具体的能够运用于实践之中的实践智慧，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通过对“实事求是”
这一古语的阐发，说得更为明确。
他写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6]不难看出，在毛泽东这里，所谓“实事求是”
，就是从我们周围的事物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物”
出发，而所求之“是”
也决非与我们无关的“真”
，而就是“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一句话，就是能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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