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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书，282—283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同上书，283页。
[11]关于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间，虽然缺乏确实的材料证明，但仍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268—269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这方面传统教科书可作为典型代表。
教科书一方面说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方面的说法无论如何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独立于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手段证明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的话，那么，实践中的成功便是所谓的正确反映的唯一依据。
但教科书又是坚决反对这一说法的，因为承认这一点，便已走向了实用主义，而与教科书的实体性哲学立场相去甚远了。
[14]这一区别比较复杂，无法在此展开讨论。
可参见王南湜：《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思考》，载《浙江学刊》，2005（6）。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285—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同上书，28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苏］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205—206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9]同上书，20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296—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同上书，29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6]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03—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7]参见王树人等：《传统智慧再发现》上，8—6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8]参见王南湜：《辩证法与实践智慧》，载《哲学动态》，2005（4）。
[29]关于《矛盾论》中的辩证法之为一种用以形成实践智慧的实践辩证法的讨论，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对于《矛盾论》的讨论。
[30]技术可理解为生产实践中与实践智慧处于同一层面的对等物。
国人常将“科学”
与“技术”
两词合起来使用，似乎二者是一回事。
但其实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科学是抽象的理论，而技术则是实际的生产实践。
技术可能是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或者说科学向技术的大规模转化，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越是在历史的早期，技术越是有着独立的发展。
[31]哥德尔关于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内完全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的不完全性定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康德二律背反理论的精确化证明。
而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数学的巨大冲击我们也可以想见康德在哲学上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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