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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文化价值也就在一种间接的意义上对经济价值实现了一种约束。
总之，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生活诸价值之间结构关系的巨大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才能够获得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显示出了实践哲学之辩证方法论的极为精妙之处。
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总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各个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如何以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去中介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在何时打破平衡，又在何时使之恢复平衡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适当的时候”
或“时机”
，即如何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适当的事情。
如果做到了这点，那就是达到了中介辩证法的“时中”
境界。
而如何把握这种适当的时机，就决非理论哲学之理论智慧所能奏效，而只能依赖于一种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同上书，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39、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2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参见胡代光等：《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同上书，633页。
[11]参见［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7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参见亢安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综述》，载《求实》，2003（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219、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7]同上书，13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9]同上书，926页。
[20]关于这一问题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王南湜：《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当代意义》，载《现代哲学》，2004（2）。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参见王南湜：《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6）。
[23]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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