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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还是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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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按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顺序考察了马克思对《法哲学原理》第272—313节的批判性评注，我们发现，除了他的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以外，他的批判有两个要点：第一，高度地肯定了黑格尔把握住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近代社会的根本特征；第二，严厉地批判了黑格尔试图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立的折衷主义。
前面说过，黑格尔相对于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市民社会认识而言，其最大功绩莫过于不仅确立起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理念，而且比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更进了一步，将二者的分离看作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发现了近代社会的症结在于“私人”
（homme）和“公民”
（）、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二元分裂。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无疑是反映了当时英法两国的社会现实，属于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社会认识。
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还是在对等级制国会的批判中都强调“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固定的对立面、两个真正有区别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76]，并多次感叹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
[77]。
但是，黑格尔却总是试图消除这一对立和分离，马克思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两个在本质上相互对立的独立领域，市民社会不能简单地被扬弃于国家之中。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批判了黑格尔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的企图。
首先，黑格尔是“想用复旧的办法来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
[78]，即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消解于中世纪的共同体当中。
不错，在中世纪的共同体中，物质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是统一的，私人等级等同于政治等级，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原则同时就是国家的原则。
但是，让中世纪共同体来消除二者的分离显然是一种倒退。
因为，近代社会之所以是近代，就在于物质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的分离，前者表现为市民社会，后者表现为国家，黑格尔法哲学也是建立在这一分离的基础上的。
可是现在又反过来试图引入中世纪的共同体来消除二者的分离，这既不符合黑格尔本人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近代社会是建立在对中世纪否定的基础上的——也不符合近代相对于中世纪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现实，因此马克思才批评说，“他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
[79]。
其次，黑格尔的同一论证完全是形式上的，即仅仅是把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简单地结合起来，是“混合物”
（Mixtum）和“木质的铁”
（dash?lzerneEisen）[80]而已，这种论证说得严重一些，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黑格尔曾借用其逻辑学中的中介理论——对立的两极必然要统一于中介，中介起着协调两极的作用——把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设定为协调国家和市民社会矛盾的“中介机关”
，以此来避免两者之间的对立。
对此，马克思曾形象地把这一逻辑比喻成一帮好斗之徒的打架，由于他们害怕打起来会两败俱伤，结果总是避免动手。
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Wirklich）极端之所以不能互为中介，就因为它们是现实的极端。
但是，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
[81]。
也就是说，靠一个逻辑上的中介理论根本就无法消融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矛盾。
再次，黑格尔虽然发现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但他却宁愿把它们看成是观念中的矛盾，并在彼岸世界的国家理念中，也即在观念中消除了矛盾。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运动的主体并不是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具有实在意义的对象及其关系，而是“一般观念”
，只有当它们成为观念的某个环节，即成为观念的产物或宾语时才拥有实在的意义。
在这样一种颠倒的理解中，作为宾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在矛盾最终要在作为主语的观念中实现统一。
马克思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妙：“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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