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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解放”
与“人的解放”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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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阐述“政治解放”
和“人的解放”
的差异的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马克思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即关于近代社会和人的二元论认识。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
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
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politischesGemeinwesen）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低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
[7]也就是说，近代社会是分裂的，存在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与此相对应，近代人也是分裂的，过着天国和尘世的双重生活，存在着“市民”
（beois）和“公民”
（）这一双重身份的对立。
有了这一框架，马克思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政治解放”
和“人的解放”
的差异了。
鲍威尔的“政治解放”
虽然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把宗教从国家中解放出来。
宗教将从国家下降到市民社会当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的精神。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
[8]与这一过程相反，市民社会中的人会将自己的共同体本质、政治本质外化给国家，政治精神会从市民社会向国家转移。
这样一来，人就失去了曾经的“公民”
（）身份，变成了自私自利的“市民”
（beois）。
因此，马克思所谓的“政治解放”
实际上呈现出“国家到市民社会”
和“市民社会到国家”
这样一个双向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宗教和政治分别离开了自己本来的载体，互换了位置：宗教来到了世间；而政治则上升至国家。
这一位置互换，给近代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他们不得不陷入到一种“市民”
和“公民”
的分裂状态。
相对于人的本来存在形态而言，这无疑是悖谬的！
为此，马克思还以近代确立起来的人权概念为例进行了说明。
所谓“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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