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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对近代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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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年，曼德维尔以未署名的方式发表了那本在当时可谓臭名昭著的著作《蜜蜂的寓言》（TheFableoftheBees：orPrivateVices，Publiefits），提出了一个近代社会特有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在揭露近代个人的自私本性的同时，又说明了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利益。
该书发表以后，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一种认为它鼓吹“恶德”
的合理性，因此必须封杀；另一种却受到了很多思想家，譬如穆勒、卢梭、康德甚至马克思[1]等人的关注，特别受到了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的青睐。
《蜜蜂的寓言》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发现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即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相反关系。
一般说来，个体与整体是一致的，个体的善会导致整体的善，个体的偶然会导致整体的无序。
这种一致关系在古代的共同体生活中得到了验证。
但是，到了近代，个体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开始以自己的私人利益（恶德）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那么，由此类推，由于失去了共同体这一目标，由这样一些恶德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必将陷入一种“人对人是狼”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状态，作为一个事实，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也的确这样预想过。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现实中，这一无序的“自然状态”
并没有出现，相反却呈现出空前有序的“社会状态”
，整体利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
那么，个体的无序怎么会带来整体的有序？预想中应该出现的对立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实现了统一？这显然是近代思想家需要直面的一个理论难题。
在某种意义上，从卢梭、霍布斯到费希特和康德，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们都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
霍布斯试图用个体间的“社会契约”
来解释社会的产生，但由此产生的社会只不过是个体机械相加的“原子论的体系”
，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从个人向社会的过渡逻辑一直遭到后人的诟病，直至今日在社会学中还被视为一个尚未解决的“aporia”
，被称作“霍布斯问题”
。
德国的古典哲学家曾另辟蹊径，康德把个体看作是一个“人格”
，费希特则把个体看作是“自我”
，“人格”
能够“为自然立法”
，“自我”
可以“设定非我”
。
由于这种个体具备了超强的自我意识，其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因此，倘若要让个体与整体实现统一，只需将这种完美的个体放大即可。
事实上，康德和费希特也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尽管这种做法的确可以使个体与整体统一起来，但是他们关于个体状态的假定无论如何都与近代的现实不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解决方案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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