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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中工人和他们的资本家老板之间的纽带被公民和开动这台国家机器的人的关系所复制。
二者都是价值和阶级关系，并且，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异化都是通过使用价值的转让发生的。
就像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劳动力、劳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一样，人们作为公民，放弃了他们的政治活动的使用价值——立法、管理和对所有事情的审判，并且通过随后的政治影响创造了政治活动的使用价值。
这些方法能确保资本家去处理资本的使用价值、土地所有权等，确保统治者去处理立法机关、法庭等的使用价值。
对马克思来说，尽管表面上有一些民主程序，但那些支配资本主义的制度机构，并且通过它们来支配所有公民的公共生活的人是不受一般人的控制的。
无论投票时如何反复无常，政府都是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政府同样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的改变也总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改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异化的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多的政府机构的中央集权化发展迅速，目的就是为了排除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所有有意义的直接接触。
结果，统治者是模糊的不实在的存在物，几乎不能被信任，更不用说命令了。
而且作为结果，人们再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看成是有关系的。
甚至一定程度上，在封建社会人们都把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看成是有关系的，在封建社会除了政治契约的私有性质外，政府的单位更小一些，并因此和它们的臣民更接近。
在政府和它的公民之间能进行互动，因为它们之间是一种私人关系，所以这种互动更人性一些，尽管有时实际的结果更残酷。
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人道的政治关系适当地被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概念。
尽管马克思从没明确说过这层意思，但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爱国主义”
最好地表达了那种与国家相连的公平的非人格化的归宿感。
爱国不是一个人对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义务，而是对抽象的共同体的义务，是人们的联系被切断后与社会整体相联合的真实的异化链接的义务。
它使这种政治活动具体化了，它的产物既有戴在某人头上的不舒服的帽子，也有在旗杆上升起的一块带颜色的布。
其他人只有通过爱国行为才被认可，他们共处在腐化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物化为帽子、一块布、一首歌、一根权杖。
这些关系在退化，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是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需要。
国家从何处来?对马克思来说，国家起源于同样产生了阶级的人类关系的分裂。
①反过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作为分工和私人财产之间的早期互动的一部分内容出现的。
所有通过分工彼此互相服务的个人依靠他们的相互依赖分享共同的利益。
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合作的条件里，并且可以在“每个人都坚持做那些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
这样的格言里找到。
然而，能够形成共同利益的同一个分工在一些特殊的任务中也产生了众多的特殊利益。
二者互相依存，它们作为同一种情形的两方面而出现。
现在，当人们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失去了共同的利益时它就出现了。
当它对人们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产生了不确定的影响并需要充分的关注时，他们就不得不提防他们的活动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
尽管是他们合作的产物，结果却是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产生冲突时，个人只能意识到共同体的存在，当他们受到限制，只能企图满足个人利益时也是如此。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们总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
②。
随着共同利益被甩在了众多竞争的特殊利益的后面，社会变成了一个战场。
人们仅仅通过与他们斗争才能感受到其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分工而形成的联合“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
，而且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
。
③那些不知道他们正在合作的人不能正确评估也不能控制他们正在合作的方式。
这些方式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但它们实际上是——因为它们不能逃避他们的相互依赖——奇怪的、强制的效忠产物。
正像社会关系在阶级中呈现为独立的存在一样，政治关系（同样地被定义为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互动——作为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国家中也呈现为独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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