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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这个意义上，代理人不仅生产出了满足一定需要的手段，而且以需要的特定的人的形式生产出了需要本身，在此，需要的这种特定的人的形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形式。
因此，在马克思的例子中，在满足饥饿的这种目的性活动中，人类也引入了准备和提供食物的新方式，这种方式把原来的饥饿改变成为以一种特定方式准备食物的饥饿。
此外，改变原来需要的这个过程引起了其他新的社会需要。
例如，在上述情况中，这一过程引起了对烹饪技术和以这种方式准备食物所需要的工具的需要。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需要不仅是有意识的代理人的产物，而且它本身被有意识地改变成已知的目的。
这样的目的不再是“外在必然性”
意义上的需要，而是代理人自身的创造。
那么，代理人就可以被描述为是自觉地自我决定的（即根据他们为自身所设定的目的来行动的），因此他们在最小的意义上是自由的。
但除此之外，新的或改变了的需要，或毋宁说新的意图，都是代理人本身的改变。
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新的可能性。
在采取这种新提出的、作为未来要实现的可能性的目的时，代理人也创造了新的行动模式。
但是，代理人又以这种方式超越了过去的目的和过去的行动模式。
就他或她作为代理人与这些（模式）一致而言，他或她是自我超越的。
因此，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具体的自由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被获得。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的目的性活动原本空洞的或仅仅抽象的能力在实现目的与创造新目的的过程中被具体化了。
而且，这种空洞的能力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被改变了，它产生了差异并被阐述为做许多事情的能力以及在许多事情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活动和能力这二者的具体化与差异是在对象化过程中出现的。
正如前几章所表明的那样，在对象化过程中，人们是以其需要的形象来制造对象的，这就是说，对象是具有目的性的对象。
因而，人们认为自身具有生产这些对象的能力。
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活动，对象化使对象、能力和目的得以增殖。
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举的一个例子，“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
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①。
可见，自由活动的空洞的或先天的能力只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才变得具体或得以实现。
因此，在重建马克思观点的过程中，自由被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前提，即创造性活动本身的先验条件；另一方面是结果，即具体的、发展着的形式中的突现物。
因此，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能性及其实现（实现不仅被看作可能性所蕴含的，而且被看作活动的结果）的话，那么自由既作为前提又作为结果这一明显的悖论就被解决了。
这个结论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我们早前已经提到并且在前几章中曾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讨论）。
对黑格尔来说，理念（在其空洞的直接性或抽象性中）拥有其所有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暗含在理念之内，并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辩证地呈现出来。
相反，对马克思来说，作为前提的自由的这种空洞的或直接的能力并没有暗含在它之中的内容，而只是通过从事劳动的个人的具体活动来实现的。
因此，这种能力没有预定的发展过程。
而且，这个发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可能性的。
可见，正如第1章所表明的那样，仅仅在回顾过去时，这一发展过程才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辩证法。
在这一部分，我已经区分了自由的两种意义：第一，作为前提的自由；第二，作为结果的自由。
尽管自由在这里具有两种意义，但它指的并不是两种东西，因此，自由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术语的两种不同所指之间模棱两可的说法。
相反，这是同一个东西即自由的两个方面。
但是，被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被预设的东西（即能力）就是对出现在这个过程本身之中的东西进行说明时所必需的东西。
而且结果或突现物（即出现了差异的具体的自由活动）同样是对这个过程本身的实在环节进行定义的东西。
因此，人们不能把前提和结果当作好像它们本身完全不相同似的那样分开，因为只有在与这个过程本身的关系中，它们才是其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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