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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克罗茨纳赫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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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学校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记者那样，马克思把自己一整年的时间都花在争取新闻自由上。
在普鲁士地区，宗教是这一地区的精神支柱和审查制度，成为拥有绝对权利的机构，公众的精神完全被宗教牵引。
为了反抗这种情况，马克思维护这一地区以自由为基础的观念。
该地区的体制的道德与该地区的目的相同，为了与这种体制做斗争，避免社会误入歧途，马克思选择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等人的独立的伦理观来反对控制人们精神的宗教。
这一地区任命它的仆人成为“心灵的间谍，这些人包括博学的人、哲学家、神学者、政治家和阿波罗的神谕”
。
简而言之，这就像官僚机构所拥有的奥秘，与中国千年来形成的体制类似。
马克思号召人们自由，号召公民自由地、有意识地明确公共法规，明确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人类意义上的自然法则。
[3]他寻求理性的政府，以公众利益的名义，抨击以牺牲贫穷者的利益为基础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进而认识到公共法则所谓的神授财产不过是中世纪那不可侵犯的遗赠。
他在两年前质问蒲鲁东所述观点：“是否任何人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财产就是偷窃？那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是偷来的吗？我不能用我的私有财产剥削他人的私有财产，对吗？”
由此，一个观点产生了，后来成为马克思政治社会学的基石，即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4]这是对普鲁士政府的真实描述。
马克思反对赞扬这样的政府，事实上就是对它的否定：“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5]
但是，在否定政府之前，马克思必须把他自己从成为他的主要导师之一的哲学家那里解放出来：他的克罗茨纳赫研究为他最后遭遇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马克思回忆了早期的十五年，他如何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对“市民社会的剖析”
。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早在1843年，在他最初进行经济学研究之前，他就发现了他的研究指导方针：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这与他在1859年的前言中所陈述的一样。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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