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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
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三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
“从前蒙古人等死后，则尽力宰杀驼马殉葬以为盘费，自此力改，竭力奉行经教，按年逐月，并按八节持戒诵经。”
“每月持斋三日，禁止杀牲渔猎。”
[143]在黄教传入前，蒙古族中流行人畜殉葬制度。
自黄教传入后，俺答汗首先废除人畜殉葬制度，而实施藏族的火葬法。
黄教传入后，蒙古族中的禁忌也更多了，“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也”
[144]。
蒙古许多文学、历史著作也受黄教的影响，如著名的《大黄史》、《蒙古源流》等均以佛教思想贯穿全书，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以适应佛教理论。
蒙古的翻译工作，也因黄教传入而有了新的发展。
俺答汗从西藏请来几百名喇嘛，让他们翻译藏文和汉文的佛教经典。
17世纪初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全部被译成蒙文，称得上是蒙古翻译史上的空前壮举，是蒙、汉、藏各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翻译过程中，许多藏文词汇为蒙文所吸收，丰富了蒙文的词汇。
为了维护藏传佛教的崇高地位和上层喇嘛的利益，蒙古族各部首领还制定法律、法规，如著名的《俺答汗法典》和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就肯定了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
随着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藏医、藏药也随之传入蒙古族地区。
著名喇嘛咱雅班第达还将藏医的《四部医典》译成托忒文。
由于吸收了藏医、藏药和汉医、汉药，蒙古医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形成了新的蒙古医学。
因此，研究蒙古医学史的学者，都把明代作为蒙古医学史的新时期。
此外，黄教传入以后，在蒙古兴建了不少佛寺。
其中，在库库和屯和鄂尔多斯地方所建筑的佛寺，以及在鄂尔浑河上游建造的额尔德尼昭，都受到西藏建筑艺术的影响。
藏历也对蒙古族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黄史》开头就使用佛历纪年。
《阿勒坦汗传》也有几处使用于藏历纪年，有的地方则使用蒙古历、藏历混合纪年，如“白蛇年十二年十九虎日鸡时”
，其中年代使用蒙古历，纪日则使用藏历。
紧邻蒙古的满族，也与黄教发生了联系。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曾将在蒙古传教的藏族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素请到后金，“敕建寺，赐之庄田”
[145]。
后来，皇太极欲征服蒙古各部，联络西藏，更加重视利用佛教。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特为已经去世几年的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立碑。
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年），察哈尔的墨尔根喇嘛带着元朝的护法金佛归降后金，皇太极即将他迎入盛京（今沈阳），为之建立实胜寺（黄寺）及四座塔进行供奉。
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不久，在呼和浩特地区活动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弟子、蒙古族僧人内齐托因率门徒30人到盛京会见皇太极，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另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呼和浩特的高僧）在鄂尔多斯的转世满珠习礼也与皇太极建立了联系。
这些联系，成为格鲁派与清朝建立关系的开端。
[146]
纳西族居住的丽江地区，自唐以来即与吐蕃接触频繁，明代木氏土司的统治势力不仅囊括中甸、维西、德钦，而且直达巴塘、里塘，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因之进入丽江地区。
从各种历史记载来看，明代丽江地区与藏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比较频繁的。
如万历八年（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倡建理塘寺，云南丽江木氏土司予以赞助”
[147]。
据《徐霞客游记》的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西藏地区的佛教领袖“二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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