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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恩骄恣，有忤己者必害之。”
[2]成为明代历史上方士乱政的典型事例。
成化四年（1468年），明宪宗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
宪宗还利用他首开的传升制度，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间，传升僧道官达三百数十次之多。
他还大量敕封“真人”
、“高士”
，使明朝初年确立的封官升迁制度与僧道官制尽遭破坏。
明孝宗也热衷于行斋设醮。
弘治十七年（1504年），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
明世宗朱厚熜在他统治的45年间，终于将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
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因受其父兴王朱祐杬崇信道教的影响，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即位第二年开始，便极力贬黜佛教，专崇道教，“以道术治国”
，将朝廷的政治活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第一，广设斋醮。
明世宗即位之初既滥行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
。
据记载，当时“（邵元节、陶仲文）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
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呪，无间昼夜寒暑”
[3]。
明世宗还特别重视在斋醮仪式上焚化青词。
[4]朝野士大夫为了获得世宗的宠幸，争相撰写青词。
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任命的14位内阁辅臣中，有9位是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获擢升的，最著名的有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
还出现了四位“青词宰相”
，即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
他们都是因为撰写青词而入阁。
第二，宠信道士。
嘉靖一朝，受宠遇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
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一品之恩。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
早年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因祈雨求雪“祷有验”
，深得世宗宠信，封真人尊号，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
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陶仲文，湖北黄冈人。
嘉靖年间因恃符术、长生术而得宠，封真人尊号，总各观住持，给诰印。
特授礼部尚书，次第加少保、少傅、少师。
一人兼领三孤，在明代仅此一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命还命方士徐可成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使之成为明代第四位担任礼部尚书的道士。
第三，迷信方术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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