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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缂丝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大量采用金线和孔雀羽毛，而且出现了双子缂丝法，可以随织者的意图安排画面的粗细疏密，也可以随题材内容的不同而变换织法，使织物更加层次分明，疏密有致，而富于装饰性。
缂丝的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除去传统的画轴、书法、册页、卷首、佛像、裱首之外，袍服、帐幔、椅披、桌围、挂屏、坐垫、装裱书画等也无不采用，并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巨幅制作，如《瑶池集庆》图高达260厘米，宽205厘米，《赵昌花卉》图卷也长达244.5厘米，宽44厘米。
福寿吉庆纹缂丝椅披
明代的刺绣技艺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并形成南绣和北绣两大流派。
南绣中最著名的是上海的顾绣，由明末上海露香园顾江海妾缪氏首创，而以顾江海侄寿潜妻韩希孟的作品最为有名。
韩希孟的丈夫能诗善画，她自己也善于鉴赏字画，夫妻两人都认为不能把刺绣作为衣物的装饰品，而应该用它来制作纯粹的艺术品。
韩希孟于是认真总结前人针法的变化，归纳出平绣、刺绣、缠绣、金绣、内入绣、缀绣、组绣、环绣、芥子绣、发绣十种针法，在刺绣时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加以运用，以加强其表现力。
她以宋元名画为稿本，参照现实所见加以融合，刺绣山水、人物、花鸟。
由于其擘丝细过毛发，针如毫，配色浓淡深浅犹如晕染，绣出的山水、人物、花鸟既富质感又有神韵，世称其绣巧如画，故有“画绣”
之称。
董其昌看了她的作品，赞不绝口，以为与赵子昂的画作几难分辨，是为一绝。
除顾绣外，浙江的倪仁吉也是南绣的著名代表人物。
她自小能诗善绣，成年后又长于书画，以针代笔，所绣人物、走兽、花卉、翎毛无不精妙，“染色既工，运针无迹”
，令人叹为观止。
传世作品有《发绣大士像》、《绣心经》、《五幅图》、《种树图》等，制艺均精细工整。
明代的北绣又可分为鲁绣与京绣两种。
鲁绣是山东地区传统工艺的精粹，多用捻线绣，质地坚牢，色彩浓丽，花纹苍劲有力，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京绣又有洒线绣、打点绣、网绣、丁灵（即补花）等不同品种。
其中的洒线绣，是用五彩拈线，在方目纱的质地上铺绣而成的，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百花攒龙披肩袍料，就是此种刺绣的代表作品。
松江布
明代棉纺织业由江南向江北推广，直至华北与辽东各地。
棉布的品种不断增加，仅松江一地所产的布就有龙墩、三梭、飞花（丁娘子布）、荣斑（印花）、斜文、紫花、眉织、番布（织花）、锦布、标布、扣布、稀布、云布、丝布、浆纱布、衲布等多种。
其中，龙墩布轻薄细软，经过改进的云布精美如花绒，三梭布薄而软，丁娘子布光如银，都是很受欢迎的精美织品。
苏州地方产的有药斑、刮白、官机、缣丝、棋花、斜纹等品种。
当地的织工，将不少丝织物的织造方法引入到了棉纺织中，使工艺更加精进。
随着织棉工艺的发达，印染技术也已大大提高。
用猪胰等进行脱胶练帛和精炼棉布的方法，使得织物外观的色泽更加柔和明亮，手感柔软。
这是在印染工艺中首次运用的生物化学技术。
与此同时，由于配色、拼色工艺方法的进一步发展，颜料和染剂品种也较前有显著的增加，据《天工开物·彰施》的记载，当时已能染制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木红、紫色、赫黄、金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蛋青、包头青、毛青、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象牙、藕褐等四五十种颜色，色彩经久不变，鲜艳如新。
不仅普遍流行单色浇花布，还能制作各色浆印花布。
此外，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纺织和印染技术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如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毯、壁毯、和田绸，西南少数民族的苗锦、侗锦、壮锦、土锦，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的蜡染等，均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鲜明的民族审美特点，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陶瓷器
明代的陶瓷工艺，烧造技术明显提高，釉彩、纹样、造型等方面较前大为发展。
不但瓷器的品种增多，除大量生产青花瓷器，还成功地烧出了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器，而且各种仿古瓷器也有大量烧制。
窑场遍布全国各地。
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官窑、民窑数以千计，能生产不同风格的青花瓷器、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并且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于是“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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