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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在世时，即有程朱学派学者罗钦顺、江门心学学者湛若水等与之争论“格物”
、“良知”
。
王守仁去世后，这种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罗钦顺、湛若水尚健在，另一方面是因为“格物”
之类的问题，一直是理学各派所关注的问题。
不仅王门学者内部派别林立，有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南中派、楚中派、北方派、粤闽派等；而且王学外部，持批评与反对态度的学派也不断涌现，如出于王学而又有别于王学的泰州学派及东林学派等。
这些不同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都建有自己的文化团体，并建立书院，授徒讲学。
这些文化社团，凡是规模较大的，都是由几个较小的社团合并而成。
而各小规模社团成员的组成基本上又以区域为范围，社事分工也常以区域为单位，并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特殊需要，一些小社团也联合组成跨地区的社团，如十郡大社涉及江、浙两省范围，国门广业社则涉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复社则由江苏的太仓、松江等七郡，扩展到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河南等省。
因此，他们的书院，也就具有鲜明的地域化色彩。
书院教育的官学化 由于明代学校教育是服务于科举制度的，所以科举这根指挥棒必然要制约书院的教学。
书院讲学旨在传播新的学术思想，但如果生徒修业后不能中举，便会受到非议和冷落。
如阳明心学广泛传播的江西地区，因“念丰邑历科七，未有荐者”
[20]，大理寺卿宋仪望便议改建学宫。
又杨守勤《赣县新建儒学碑记》中载：“赣素产清明有道之士，自王文成昭揭圣修，倡学兹土，至今士品为他邑冠。
乃举制科者往往逊他邑，青衿诧语‘祀弗专与？文弗耀与？抑赭恶不满于景纯之目也？’”
[21]这虽未明确将王学的传播视为当时赣县科举不佳的原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王学的确没有推动当时江西的科举，甚至可能对科举还有一种反作用。
因此，历代书院的导师虽不提倡生徒习学举业、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不表示反对。
如王守仁即表示：诸子学习举业，并不妨碍个人修为之功，只是容易使诸子失去修为之志。
如果按照书院的学规循序渐进，举业与修为当并行不悖，互不妨碍。
湛若水也不反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
他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为该书院所订堂训便规定：生徒不要把进德修业与举业当成两件事，科举是圣代制度，诸生如不遵行，修习举业，就是违反了天理。
他既强调生徒不得荒废举业，又要求生徒不得以举业为目的。
万历末年以后，很多书院更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书院也一直要求享有参加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
的名目。
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二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二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
后来，白鹿洞书院乡试的名额增至五名。
天启时，白鹭洲书院拥有42名乡试名额，于是白鹿洞书院要求将乡试名额增至10名。
另外，白鹿洞书院为了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还发给生徒路费银70两，资助贫穷的生徒应试。
这样，书院因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差别，书院教育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明末，地方学校只重举业的弊端也在部分书院中显示出来，书院的教育日益受到科举制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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