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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娜和莱特曼夫人的浪漫史与马克思关于使用他人（和他人的身体）的论述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安娜的贞洁，而且是安娜的生活对婚姻和母性的社会期待的蔑视的程度。
安娜的罗曼史不仅没有偏离而且是在构成妇女之间适当关系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它是非传统的，从中我们也完全看不到安娜对传统礼仪的坚持。
然而，安娜确实拥有一段罗曼史——某种类型的罗曼史——而且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她既不在经济上依赖于，也不从人身上从属于婚姻的誓言。
她可以自由地使用她的注意力在另一个妇女身上——正如她在她的生活条件下所做的。
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异化的，因为与她的所有其他关系一样，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也是由她的文化、阶级和性别的传统习俗所支配的；只不过安娜的适当的修饰促进了这种关系：“安娜这一天（去拜访莱特曼夫人）看起来好靓。
她总是在衣着上小心翼翼，穿新衣服时十分谨慎。
当她星期天外出时，她总是努力使自己符合自己心目中一个女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
安娜熟知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的难看样子。”
在安娜的生活中，异化透露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以性别划分为基础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以男女两性的性别为基础的辩证法不同），因为，当安娜看到莱特曼夫人不顾一切地花费和任意挥霍感情的时候，是礼仪使她的耐心成为可能。
安娜的罗曼史被很好地局限在她自己的良心之内，她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面镜子。
安娜之去莱特曼夫人家只能被认为是回归到一个不同类型的家，而不是被认为是一种“动物机能”
概念所描述的东西。
情爱、倾谈、相互依存和逃避被当作商品利用等等可以很好地用来描述安娜的罗曼史，在此意义上，一个“家”
远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的生活的异化的构想更能切近地描述莱特曼夫人之于安娜的意义。
安娜不能以和她的男性同事们一样的方式被异化：她不在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中寻求逃避；这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爱的劳动。
在莱特曼夫人家，安娜不仅发现了（人的）“退化”
，而且还发现了（需求的）“满足”
；不仅发现了（劳动之余的）“闲暇”
，而且还发现了（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
——尤其是在她所给予莱特曼夫人的孩子的帮助方面。
安娜的罗曼史是一种性别辩证法，在其中，人与其本质的疏离被转换成一种自我为他人的升华；异化——通过驱除人的低级的欲望所面对的——由于安娜为莱特曼夫人所做的自我牺牲的女人气被升华了。
在她的罗曼史中，除了对她的自我以及她的相对自律的确证，安娜没有获得多少东西；这一事实说明了斯坦的观点：劳动阶级妇女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一切劳动者都应该是男性，因而她们的劳动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本体论的类劳动。
确实，与一般哲学传统一样，马克思对妇女似乎是视而不见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有的女权主义者把它当作一种进步的东西。
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安娜与莱特曼夫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被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把握住。
正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海迪·哈特曼在其论文《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和职业隔离》中所表明的，马克思所缺少的是对隐性父权统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我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一个父权统治的社会体系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在其中，男人在家庭中支配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男人们学会了等级组织和控制的技巧。
随着公私分离——诸如由国家机器和建基于普遍的交换和生产单元之上的经济体系所创造的分离——的出现，问题成了一个男人控制妇女劳动能力的问题。
换句话说，一个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家庭之内的）被转换成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以社会程度上的组织机构为中介的控制系统。”
对哈特曼来说，这种原初地以性别分工为前提的父权体系，提供了使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等级制度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的条件。
父权统治体系主持了一切社会制度诸如婚姻、家庭、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形式的婚礼；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形式下的劳动本体论是从“一个直接、个人的控制体系到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控制体系”
的翻译，即是说，资本主义，与支撑它的社会制度一样，其存在理由是它本身的再生产。
按照哈特曼的说法，男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对妇女——她们本身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工厂劳作场所，使得她们的劳动成为公共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的劳动控制。
“问题”
是，资本主义既是父权统治的联盟，又是父权统治的敌人；因为，劳动既奴役妇女——如男人被奴役于工资一样，又使得妇女从对男人的经济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安娜尽管没有结婚，是给别人提供服务，但她仍然依赖于工资劳动的父权统治组织；然而，也由于安娜没有结婚，在给别人提供服务，所以在工资所允许的范围内她仍然是自足的。
也许在这里“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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