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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5]
总之，我们要想彻底考察这种观点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须首先明确这种观点的实质。
为了把握这种观点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必须考察这种观点的长久历史的哪一个时刻呢？根据辩证法的原理，这就是当这种观点表现为纯粹典范的形式时。
[6]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这一时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就是1859年1月马克思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
这一事实如此明显，是无需证明的，可以说，它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及其中所发挥的观点，是我们由以考察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生和发展全部过程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将以这个序言的内容为依据，不断地（明显地或实质上地）估量这些或那些思想和主张成熟的程度，估量1859年经典性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程度。
马克思在这里经典地表述的观点，首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这是不言自明的。
对这一观念作进一步更加具体的分析，看起来不是那样明显，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来说，则是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细看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好像是两相呼应的观点。
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
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
这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
总而言之，为了说得简明些，把事情的实质加以简化和公式化，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指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分期。
[7]马克思就在上述序言中确定了如下的从属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这是他表述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
1859年，马克思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并阐明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发展的阶段，这是他表述的同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两个方面，应当说，它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这个统一过程的横断面和垂直面，是彼此有机地互相联系的。
也许可以毫无疑义地补充一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对现实社会结构、它的内部从属关系和依赖地位的认识，始终是决定的方面，而真正科学的历史分期，归根到底是观点的派生方面。
这样一些预想并不是先验的，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就可以证明。
认识马克思观点的这两个方面，是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的条件之一。
而且，正如具体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分期，有着相互联系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包含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中，是对这种观点形成历史的唯一准确的阐述。
马克思本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这个解释，是研究这个过程的指导线索。
而以后对这一研究所作的尝试，不过是对马克思本人的综述的一些注释罢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是为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应当据以出发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
在开始具体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以前，还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一般地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作的追溯性的证明和评述为依据。
应当注意在评述和确定日期时可能出现的“追溯性的差异”
。
这些差异确实是有的（它们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某些著作中对阐述的思想成熟程度的某种夸大，这种夸大是由于评述的追溯性质和力求更突出地阐明在被评述著作中所提出的新东西而造成的。
这是完全自然的、正常的和合乎规律的。
因此，每一个追溯性的证据，只有在同它有关的事实本身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合理地运用。
要知道，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本人在谈到社会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时强调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8]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最伟大的革命。
但是判断这个理论变革的历史，同样不能只以其创始人自己有关这个变革的谈论为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应当采取客观性（不是客观主义）的原则，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客观性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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