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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的谈话看来无懈可击，但前来采访的记者可能觉得女尸生前仅仅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不著名的轪侯夫人，无论是地位还是经历都不够耀眼和奇特。
为使采写的稿件更具轰动效应，有些记者开始以王冶秋认为女尸生前为长沙王王妃的身份向外报道，有的在王妃的报道中又进一步地掺入、演绎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日本报刊不断出现后，又通过新闻媒体传到香港，而后又莫名其妙地传到中国内地。
当王冶秋一行结束了在日本的文物展览返回北京后，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生前的身份和经历，在不断的传说中又有了新的变化，且王冶秋的名字也改换成了名声更大的郭沫若。
稍后，在北京、长沙、上海、杭州等地，一份份《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的油印稿，像那个时代特有的地下爱情小说一样，在街头巷尾四处流传。
一时，《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的内容在大江南北成为妇孺皆知的奇闻。
中国大地开始刮起了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的旋风。
这股旋风的刮起，使郭沫若在女尸研究上的贡献黯然失色，倒是在另一方面名声大噪。
油印小报上绘制的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女尸解剖图
若干年后，从保存于湖南省博物馆侯良手中的一份流行的油印稿中可以看到，当年《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的内容是：
在马王堆西汉古尸解剖后不久，我们的近邻东瀛——日本国派出了强大的记者采访团来到中国。
记者们提出了三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让接待的王教授回答。
这三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一是：“作为七百户侯爵之妻，怎么会享受仅次于皇太后的丰厚陪葬？”
二是：“为何‘贵妇人’右小臂有陈旧性骨折？”
三是：“当时，贵国并没有甜瓜，为何死者肚里有甜瓜籽？”
王教授颇为难，便来个“金蝉脱壳”
之计，说：“这几个问题我尚未考证，还是请郭沫若院长回答你们。
不过郭院长近几天很忙，要过几天才能请教诸位。”
日本记者以为难倒了中国学者，心里很得意。
王冶秋（左）与郭沫若（右）（引自《王冶秋文博文集》）
王教授把此事向郭沫若做了汇报。
郭沫若说：“我1938年抗战时在长沙和周总理等救过灾民，曾听过一个中年人在街上讲过马王堆的故事，不知此人还在否。
我们不妨去私访一番。”
第二天，两人悄悄来到长沙，在古城的小巷深处，城郊民房里私访，终于访到了那个人。
此人这时年近八旬，思路清晰，耳聪目明，谈起马王堆之事，便说：“我是墓主的后裔，姓王。
先辈留下这段故事传家，我未敢相忘。”
于是，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关于墓主人身世的故事。
郭沫若和王教授回到北京后，便接受了这批日本记者的采访。
记者们又搬出那三个问题，想难倒中国的最大考古权威。
没想到，郭沫若摆了摆助听器，微微一笑，说：“尊敬的先生们，我讲一个故事，解答你们这三个问题。”
他很文雅地抿了一口茶，便娓娓地道开了。
阳陵陵园内仿汉宫中宫女塑像
故事发生在我国西汉的初年。
汉文帝在位。
其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只是，汉文帝为一件事苦恼。
原来，他虽然有三宫六院，却没有一人给他添个“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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