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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侯相比，其位次必然相邻。
但例外的情况有两个，一是位次66的襄平侯功比位次54的平定侯，二是位次99的宋子侯功比位次92的历侯。
然而这两个例外是因为《史表》和《汉表》的记载本身有问题。
襄平侯的位次实际不是66，而应为65，因56的位次，无论《史表》和《汉表》都缺，而66的位次另有高梁侯郦疥。
历侯的位次实际不是92，而应为97，因97的位次，无论《史表》和《汉表》都缺，而92的位次另有高陵侯王虞人。
襄平侯的位次改为56，功比位次54的平定候，历侯的位次改为97，位次99的宋子侯功比历侯。
结果和上表中其他相比的列侯情形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甲侯功比乙侯，甲侯的位次一定在乙侯之后，并且紧相连接，相差在一位或二位，其势不得过远。
平皋侯位次121，按《汉表》，功比位次120的轪侯，与上述情况正相符合。
为什么列侯相比.位次必然相邻呢？因为当时定位次是按功劳的大小，即所谓“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
假如某一列侯位次较易排列，而另外一个列侯的经历与前者大体相近，或某一方面相同，就可以称之为“功比某侯”
，其位次自然应紧跟在前者之后。
如果按《史表》，功比位次126的戴侯，则与上述情况相矛盾。
这证明错的不是《汉表》，而是《史表》。
像这种纪年上的错记和误记，《史记》和《汉书》的表上是很多的。
中华书局编辑部1959年标点《史记》出版和1960年标点《汉书》出版时，对两书明显错误之处进行了改正，其中改正《史记》“表”
中纪年方面的错误达37处之多，改正《汉书》“表”
中纪年方面的错误达74处之多。
而其中肯定还有没有改正过来的纪年错误。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元五年，轪侯吴利为奉常；六年，奉常利更为太常；后元三年。
柏至侯许昌为太常。”
其中许昌继任太常之年，恰是利彭祖的卒年。
有人认为吴利应是利彭祖之讹。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在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以前，利彭祖仍有可能在长沙国为吏。
利彭祖是第三代轪侯，第一代轪侯利苍和第二代轪侯利豨应死葬长沙。
长沙马王堆是轪侯一家的家族墓地，一号墓是轪侯利苍的夫人，二号墓是第一代轪侯利苍本人，三号墓从出土器物和葬制看，也可以肯定为第二代轪侯利豨。
经过仔细的钻探，在这个墓地再也没有发现有别的墓葬了。
因此，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埋葬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第一代轪侯利苍和第二代轪侯利豨均是死葬长沙的。
（6）关于三个墓的年代，一号墓“由于它分别打破了二、三号墓，从地层关系看来，是晚于这两座墓的。
但是。
一号墓和三号墓的随葬器物，无论是漆器的形制、花纹和铭文，还是丝织品的图案，或者简牍文字的书体、风格都非常接近。
往往如出一人之手；而一号墓出土的泥半两和三号墓填土所出半两钱，又同样都是文帝时间的四铢半两，因此，两墓的年代应该相当接近，可能相距仅数年而已”
。
三号墓根据墓中出土纪年木牍肯定为文帝十二年下葬，那么一号墓则可能是文帝十五年左右下葬的。
一号墓墓主是第二代轪侯利豨的母亲，而她的死年正好是《史记》和《汉书》所记利豨的死年，即文帝十五年，而根据三号墓的出土文物和葬制，应该证实三号墓墓主是第二代轪侯利豨，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墓有“十二年”
的纪年木牍），可见《史记》和《汉书》可能是把利豨母亲的死年——文帝十五年误写成利豨的死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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